A Child's Christmas in Wales by Dylan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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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倫湯瑪斯的《威爾斯的聖誕童年》

    那些年，就在海邊小鎮的拐角處，除了睡前偶爾聽到的遠處人聲，其他一切都聽不到，所以每個聖誕節都如此相似，以至於我總是記不清，十二歲那年究竟下了六天六夜的雪，還是六歲那年下了十二天十二夜的雪。

    .所有的聖誕節都滾滾而來，朝著那片雙舌之海滾滾而下，如同寒冷而急促的月亮裹挾著我們街道的天空；它們停在冰封的波濤邊緣，凍得魚兒瑟瑟發抖。我把手伸進雪裡，摸索著能找到的一切。我的手伸進那團潔白如羊毛、鈴鐺般響亮的節日之球，它靜靜地躺在唱著頌歌的大海邊緣，普羅瑟羅太太和消防員們從雪中走了出來。

    那是聖誕夜的下午，我和普羅瑟羅太太的兒子吉姆在她家的花園裡等貓。雪在下。聖誕節總是下雪。在我的記憶裡，十二月白得像拉普蘭，雖然那裡沒有馴鹿，卻有貓。我們耐心、冷漠、麻木，雙手裹在襪子裡，等著用雪球砸貓。它們身形修長，像美洲豹，長著可怕的鬍鬚，一邊吐著口水一邊咆哮，會悄悄地、側身越過後花園白色的圍牆。而我和吉姆，這兩個來自哈德遜灣、住在芒布爾斯路附近的獵人，頭戴皮帽，腳蹬鹿皮鞋，有著猞猁般眼神，會把致命的雪球扔向它們綠色的眼睛。然而，那些聰明的貓始終沒有出現。

    我們像愛斯基摩人一樣，在永恆的雪中靜悄悄地待著——自從星期三以來，這雪就一直如此——以至於我們從未聽到普羅瑟羅太太從花園盡頭的冰屋裡發出的第一聲呼喊。或者，即便我們聽到了，對我們來說，那聲音也像是遠處敵人的挑戰，那是鄰居家北極貓的叫喊。但很快，聲音越來越大。

    「著火了！」普羅瑟羅太太喊道，同時敲響了餐鑼。

    我們抱著雪球，跑下花園，朝房子跑去；果然，餐廳裡濃煙滾滾，鑼聲隆隆，普羅瑟羅太太像龐貝城的公告員一樣，宣告著災難。這總比威爾斯所有的貓都排成一列站在牆上強。我們抱著雪球衝進屋裡，停在了那間煙霧瀰漫的房間門口。

    確實有東西在燃燒；也許是普羅瑟羅先生，他總是午餐後蒙著臉睡在那裡。但他正站在房間中央，說著：「聖誕節真美好！」他用拖鞋拍打著煙霧。

    「快叫消防隊！」普羅瑟羅太太一邊敲鑼一邊喊道。 「不會有火的，」普羅瑟羅先生說，「今天是聖誕節。」周圍並沒有火，只有滾滾濃煙，普羅瑟羅先生站在煙霧中央，揮舞著拖鞋，彷彿在指揮消防員。

    「想想辦法！」他說。我們把所有的雪球都扔進了煙霧裡——我想我們沒砸到普羅瑟羅先生——然後跑出房子，跑到電話亭。

    「我們也叫警察吧，」吉姆說。「還有救護車。」「還有厄尼·詹金斯，他喜歡放火。」

    但我們只打了消防隊的電話，很快消防車就來了，三個戴著頭盔的高個子男人把水管推進屋裡，普羅瑟羅先生在他們打開水管之前及時逃了出來。沒有人能過一個比這更吵鬧的平安夜了。當消防員關掉水管，站在潮濕煙霧瀰漫的房間裡時，吉姆的姑姑普羅瑟羅小姐從樓上下來，探頭往裡面看。我和吉姆靜靜地等著，想聽聽她會跟他們說什麼。她總是能說出恰當的話。她看著三個高大的消防員，他們頭戴鑼亮的頭盔，站在煙霧、煤渣和融化的雪球之間，問道：「你們想看點什麼嗎？」

    很多很多年前，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威爾士還有狼，紅法蘭絨襯裙般鮮豔的鳥兒掠過豎琴般起伏的山丘，我們整夜在洞穴裡唱歌嬉戲，洞穴裡瀰漫著潮濕農舍客廳裡星期天下午的氣味，我們用執事的下顎骨追逐著英國人和熊，那時還沒有汽車，還沒有車輪，還沒有那匹長著公爵夫人臉的馬，我們光著背，騎著馬兒在傻乎乎又快樂的山丘上馳騁，那時雪下個不停。但一個小男孩說：「去年也下雪了。我堆了個雪人，我哥哥把它推倒了，我又把哥哥推倒了，然後我們一起喝了下午茶。」

    「但那不是同樣的雪，」我說。「我們的雪不僅是從白色的洗衣桶裡抖落到天上的，它還從地裡抖落出來，從樹木的枝幹和枝葉間飄落；一夜之間，雪像純淨的苔蘚一樣在屋頂上生長，細密地覆蓋著牆壁，落在打開大門的郵遞員身上，就像一場啞然無聲、麻木的白色撕碎的聖誕賀卡雪。」

    「那時候也有郵遞員嗎？」

    「他們眼睛被雨水打濕，鼻子被風吹得紅腫，凍僵的雙腳張開，嘎吱嘎吱地走到門前，用手套用力地關上門。但孩子們只能聽到門鈴聲。」

    「你是說郵差噠噠噠地敲門，門就響了？」

    「我是說孩子們聽到的鈴聲來自門內。」

    「我有時只能聽到雷聲，從來沒聽過鈴聲。」

    「那時也有教堂的鐘聲。」

    「在教堂裡？」

    「不，不，不，是在漆黑如墨、雪白如雪的鐘樓裡，由主教和鸛鳥拉著。它們把喜訊傳遍了這座被繃帶包紮的小鎮，傳遍了冰封的粉雪和冰淇淋般的山丘，傳遍了噼作響的大海。彷彿我窗下的所有教堂都在聖誕節那天歡呼；

    「回去跟郵遞員說吧。」

    「他們只是普通的郵遞員，喜歡散步、遛狗、過聖誕節和雪。他們敲門，指節都凍得發青了……」

    「我們家的門環是黑色的…」

    「然後他們站在鋪著白色迎賓墊的小門廊上，氣喘吁籲，呼出的氣像幽靈一樣飄來飄去，像急著出門的小男孩一樣來回踱步。」

    「然後禮物呢？」

    「然後是聖誕禮物，在聖誕禮盒之後。那個冷冰冰的郵遞員，鼻子上別著一朵玫瑰，沿著鋪滿茶盤的冰冷山坡，在寒光閃爍中瑟瑟發抖地滑下。他穿著凍僵的靴子，像個站在魚販的冰櫃上的人。

    「他像凍僵的駱駝駝峰一樣搖晃著郵袋，暈頭轉向地單腳轉過街角，老天，他不見了。」

    「還是說說禮物吧。」

    「有些禮物很實用：老式馬車時代那種厚重的圍巾，還有給巨型樹懶做的連指手套；斑馬紋圍巾，質地像絲滑的口香糖，可以一直拉到套鞋上；還有像拼布茶壺套一樣閃瞎眼的蘇格蘭圓帽，以及給那些被縮頭部落折磨的人戴的巴拉克拉瓦帽；人不禁懷疑她們的皮膚是怎麼活下來的；我還收到過一個鉤針編織的小鼻袋，是一位姑媽送的，可惜她現在已經不能和我們一起嘶鳴了。我還收到過一個鉤針編織的小鼻袋，是一位姑媽送的，可惜她現在已經不能和我們一起嘶鳴了。

    「繼續說那些沒用的禮物吧。」

    「一袋袋濕漉漉的、五顏六色的軟糖，一面折疊的旗幟，一個假鼻子，一頂電車售票員的帽子，一台打孔機，還能搖鈴；從來沒有彈弓；有一次，不知怎麼的，誤送了我一把小斧頭；還有一隻賽璐珞鴨子，你按它的時候，它會發出一種一點也不像鴨子的聲音種野心勃勃的貓想要變成奶牛時才會發出的哞哞叫聲；還有一本畫冊，我可以隨心所欲地把草地、樹木、大海和動物塗成任何顏色，而那些耀眼的天藍色綿羊依然在紅色的田野裡吃草，頭頂是五彩斑斕、翠綠什如豌豆的鳥兒。的、脆皮的、薄荷糖、冰河糖、杏仁糖，以及威爾斯人愛吃的奶油威爾斯糖。一個哨子，能讓狗叫醒隔壁的老頭，讓他用棍子敲牆，把我們的畫從牆上搖下來。

    「你們家也有像我們家這樣的叔叔嗎？」

    「聖誕節總有叔叔們來。總是那幾個叔叔。聖誕節的早晨，我會吹著驚擾狗兒的口哨，叼著糖煙，在白雪皚皚的小鎮裡搜尋著這小世界的消息，總能在郵局旁或空蕩蕩的白色鞦韆旁發現一隻死鳥；或許是只知更鳥，它的爐火。乎都熄滅了。裝啤酒和餅乾；穿著毛茸茸衣服的貓咪守著爐火；高高的爐火劈啪作響，一切都準備好了，就等著烤栗子和熱巧克力棒了。到手臂之外，又放回嘴裡，咳嗽幾聲，然後再次伸開，彷彿在等待爆炸的瞬間；還有幾個不被允許待在廚房，或者說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被允許待的小姑子，她們坐在椅子邊緣，姿態僵硬而脆弱，生怕一碰就碎，就像褪色的杯碟。

    那些在清晨，很少有人走在堆積如山的街道上：一位老人總是戴著淺褐色圓頂禮帽，戴著黃色手套，在這個季節，手套上還沾著雪，他會去白色的草坪上散步，然後再回來，就像他會在聖誕節或世界末日冒著風雨去散步一樣；有時，兩個身強力壯的年輕人，叼著熊熊燃燒的大煙鬥，沒穿外套，圍巾被風吹得亂糟糟的，默默地走到孤寂的海邊，為了增進食慾，為了吹散煙味，誰知道呢，或許是要走進海浪裡，直到他們身上只剩下兩團翻騰的煙霧，那是他們那根熄滅的煙鬥的煙灰。然後，我便匆匆忙忙地趕回家，別人晚餐的肉汁味、鳥食味、白蘭地味、布丁和肉末味，都湧入我的鼻孔。這時，一條積雪堵塞的小巷裡會走出一個和我長得一模一樣的男孩，嘴裡叼著一根粉紅色煙嘴的香煙，一隻眼睛被打得烏青，像隻紅腹灰雀一樣趾高氣揚，自顧自地咧嘴笑著。

    我恨透了他，從看到他到聽到他的聲音，我正要拿起狗哨把他從聖誕節的氣氛中趕走，突然，他眨了眨眼，把哨子舉到嘴邊，吹了起來，聲音又尖又高，響得震耳欲聾，整條迴盪著白色迴聲的街道上，人們臉頰鼓的，大口大口地吃著鵝毛口大口地吃著鵝毛的臉頰上，晚餐我們吃了火雞和熱氣騰騰的布丁，飯後，叔叔們坐在火爐前，解開所有的釦子，把濕漉漉的大手放在錶鍊上，哼了一聲就睡著了。媽媽們、姑姑們和姊妹們端著湯碗來回踱步。貝西姑姑已經被一隻發條老鼠嚇了兩次，她趴在餐具櫃旁嗚咽著，喝了點接骨木花酒。狗吐了。多西阿姨得吃三片阿斯匹靈，而喜歡喝波特酒的漢娜阿姨則站在積雪覆蓋的後院中央，像一隻胸脯豐滿的畫眉鳥一樣歌唱。我會吹氣球，看看它們能吹多大；氣球爆裂時——它們全都爆了——叔叔們會跳起來，發出隆隆的叫聲。在濃鬱而沉重的午後，叔叔們像海豚一樣喘著粗氣，雪花紛飛，我會坐在彩帶和中國燈籠之間，一邊啃著棗子，一邊按照《小小工程師說明書》嘗試製作一艘模型僧帽水母，結果做出來的東西可能會被誤認為是海上電車。

    或者我會穿著嶄新的靴子，吱吱作響地走出去，走進白雪皚皚的世界，走到海邊的山坡上，去拜訪吉姆、丹和傑克，輕手輕腳地穿過寂靜的街道，在隱蔽的人行道上留下巨大的腳印。

    「我敢打賭，人們會以為這裡來過河馬。」

    「如果你看到一頭河馬沿著我們這條街走來，你會怎麼做？」

    「我會像這樣，砰！把它扔過欄桿，滾下山坡，然後撓撓它的耳朵，它就會搖尾巴。」

    「如果你看到兩隻河馬，你會怎麼做？」

    當我們經過丹尼爾先生家時，兩隻長著鐵皮、咆哮著的雄性河馬在飛馳的雪地裡叮噹作響地朝我們衝來。

    「我們往丹尼爾先生的信箱裡塞個雪球吧。」

    「我們用雪寫字吧。」

    「我們在他的草坪上寫滿‘丹尼爾先生長得像只西班牙獵犬’吧。」

    或者我們去白色的沙灘上散步。 「魚兒能看到下雪嗎？」

    寂靜的天空只有一朵雲，漸漸飄向大海。現在我們是迷失在北方山丘上的雪盲旅行者，幾隻脖子上掛著水壺、脖子上垂著肉垂的大狗慢悠悠地走到我們跟前，吠叫著「精益求精」。

    我們穿過貧瘠的街道回家，只有幾個孩子赤裸著紅腫的手指在車輪碾出的雪地裡摸索，在我們身後嬉笑打鬧，他們的聲音漸漸遠去，我們艱難地爬上山坡，耳邊傳來碼頭鳥的鳴叫和海灣裡船隻的汽笛聲。然後，到了喝茶的時候，康復的叔叔們會很開心；冰糕像一座大理石墳墓一樣矗立在桌子中央。漢娜阿姨會在茶裡加蘭姆酒，因為一年只有一次。

    現在就來講講我們在爐火旁講的那些天方夜譚吧，煤氣燈像潛水員一樣冒著泡泡。漫漫長夜裡，我不敢回頭，鬼魂像貓頭鷹一樣發出嗚咽聲；動物潛伏在樓梯下的壁龕裡，瓦斯表滴答作響。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去唱聖誕頌歌，那時還沒有月光照亮飛馳的街道。

    一條長路的盡頭是一條通往大房子的車道。那天晚上，我們跌跌撞撞地摸黑走上車道，每個人都心懷恐懼，手裡都握著一塊石頭以防萬一，但我們都膽小得不敢開口說話。風吹過樹林，發出一種古老而令人不快的聲響，彷彿是長著蹼足的古老生物在洞穴裡喘息。我們走到那座漆黑的房子前。 「我們該給他們唱什麼呢？《聽啊，傳令官》嗎？」

    「不，」傑克說，「唱《好國王溫塞拉斯》吧。我數到三。」一、二、三，我們開始唱了起來，歌聲高亢而遙遠，在白雪皚皚的黑暗中顯得格外刺耳。房子裡住著我們素不相識的人。

    我們緊緊地站在一起，靠近那扇漆黑的門。 《好國王溫塞拉斯向外眺望》在聖斯蒂芬節……然後，一個細小乾澀的聲音，像是很久沒說話的人的聲音，加入了我們的歌聲：一個細小乾澀、像蛋殼一樣的聲音從門那邊傳來：一個透過鑰匙孔傳來的細小乾澀的聲音。當我們停下腳步時，我們已經到了屋外；前廳很漂亮；氣球在熱水袋吞噬的燃氣下飄蕩；一切都恢復了美好，照耀著整個小鎮。

    「也許是鬼魂，」吉姆說。「也許是巨魔，」總是愛看書的丹說。

    「我們進去看看還有沒有果凍，」傑克說。我們就進去了。

    聖誕夜總有音樂。一位叔叔拉小提琴，一位表親唱著《櫻桃熟了》，另一位叔叔唱著《德雷克的鼓》。小屋裡很溫暖。漢娜阿姨喝了點防風草酒，唱了一首關於流血的心和死亡的歌，然後又唱了一首，說她的心像個鳥巢；大家又笑了起來；然後我就去睡覺了。透過臥室的窗戶，望著月光和無盡的煙灰色雪，我能看到山上其他房子的窗戶裡亮著燈，還能聽到從那裡傳來的音樂，在漫長而沉沉的夜色中緩緩升起。我把瓦斯調小，鑽進被窩。我對著幽暗的夜色念了幾句，然後就睡著了。

 

    《威爾斯兒童的聖誕節》於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被選為每日短篇故事。

    收錄於我們的聖誕故事精選。您或許也會喜歡威爾斯聖誕頌歌《徹夜難眠》。

森林裡的美人魚 - 西羅阿萊格里亞

森林裡的美人魚 

- 西羅阿萊格里亞

 

亞馬遜雨林中最獨特美麗的樹種之一——盧普納樹，被當地人稱為「有母親」。雨林中的土著居民這樣稱呼他們眼中被精靈附身或有生命居住的樹木。美麗或珍稀的樹木都享有這種特權。盧普納樹是亞馬遜雨林中最高的樹種之一，枝幹挺拔，鉛灰色的樹幹底部長著一個三角形的鰭狀物。盧普納樹令人一見傾心，整體觀賞更會讓人感受到一種奇異的美。正因為盧普納樹“有母親”，土著居民才不會砍伐它。伐木工人會用斧頭和砍刀砍伐部分森林，用來建造村莊、開墾田地種植絲蘭和大蕉，或是建造道路。而盧普納樹則永遠屹立不倒，傲然挺立。無論如何，即便不經過任何清理，它也會因其高聳的身姿和獨特的形狀而格外引人注目。它自有其存在的意義。

    對科卡馬印第安人來說，「盧普納之母」，也就是棲息在這棵樹上的神靈，是一位金髮碧眼、美艷絕倫的白人女子。在月光皎潔的夜晚，她會攀爬穿過樹幹的中心，直達樹頂，沐浴在皎潔的月光下，放聲歌唱。在樹梢交織而成的翠綠海洋之上，這位美麗的女子傾瀉出她清澈、高亢、格外悅耳的歌聲，迴盪在莊嚴的叢林之中。聽到她歌聲的人和動物彷彿都被施了魔法一般。連森林也會屏息凝神，靜靜聆聽她的歌聲。

    科卡馬的長者們告誡年輕人不要被這種歌聲所迷惑。凡是聽到這歌聲的人，都不要靠近歌唱的女子，否則將一去不復返。有人說他為了接近那位美麗的女子而喪命，也有人說她把他變成了一棵樹。無論命運如何，凡是追隨那迷人歌聲、夢想贏得美人芳心的科卡馬族青年，都再也沒有回來過。

    她是來自盧普納的女子，森林的塞壬。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月光皎潔的夜晚，仔細聆聽她那美妙的歌聲，無論遠近。 

泥濘 梶井元次郎

泥濘

梶井元次郎

 

1

 

    那一天我一直盼望的匯票終於寄到了，於是我決定去本鄉兌換現金。天下著雪，對於住在郊區的我來說，積雪融化是一件很麻煩的事，但為了這筆盼望已久的錢，我還是決定去。

    在那之前，我曾投入大量精力寫作，最終卻以失敗告終。失敗本身是一回事，但那次失敗的方式異常怪異，對我之後的人生產生了負面影響。因此，我渴望換換節奏。由於身無分文，無法出門。後來，不知何故，家裡寄來的匯票出了問題，我又把它寄了回去，這讓我更加惱火，於是我等了大約四天。那天寄到的匯票是第二張。

    我大概已經放棄寫作一個多星期了。這段時間，我的生活徹底被掏空，失去了平衡。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的失敗已經帶了一種病態的色彩。起初，我對寫作的渴望開始動搖，不久之後，我發現自己甚至記不起那些曾經湧上心頭的想法。我過去常常重讀並修改自己的作品，但現在連這都做不到了。我記不起該如何修改，連最初開始寫作時的感覺都想不起來了。我開始隱約覺得情況不太妙。但我固執地拒絕放棄。而我也確實無法放棄。

    我停止寫作後的狀態確實很糟。我恍惚迷離。那種昏昏沉沉的狀態與我以往的經驗截然不同。就像你厭惡地看著一個裝滿枯萎花朵和死水的花瓶或容器，卻懶得處理一樣。每次看到它，我的不適感就加深一分，然而有時，這種不適感卻絲毫沒有轉化為擺脫它的慾望。與其說是懶惰，不如說是一種被某些東西吸引的感覺。我隱約感覺到，這種氣息就藏在我自身的無所事事中。

    無論我開始做什麼，都不可避免地會在半途走神。即便當我回過神來，重新投入到之前的事情中，那種在走神狀態下瞥見的感覺也變得異常空虛。無論我開始做什麼，最終都只能半途而廢。隨著這種狀態的不斷累積，我的整個人生似乎變成了一連串未完成的任務。就這樣，我無法逃離這片停滯不前的地方，就像一片禁忌的沼澤。然後，沼澤底部似乎升騰起類似沼澤甲烷的氣息。那是令人不快的幻覺。突然間，我腦海中浮現親人遭遇不幸或朋友背叛的種種幻覺。

    那正是每年火災頻繁的季節。我常常習慣性地在附近的田野裡散步。到處都在興建新房子。我注意到周圍散落著木屑，這才意識到自己一直在隨意丟棄菸頭，並意識到這樣做有多危險。或許正是因為這種揮之不去的念頭，附近發生了兩起火災，每次我都會被一種模糊的、近乎令人不安的恐懼所籠罩，害怕被發現。我感覺如果有人說：「你剛才在附近走來走去，對吧？」「火災是你亂丟的煙頭引起的。」我根本無力辯解。看到電報員奔跑的身影，我也感到一陣噁心。這些幻覺讓我變得軟弱無力，痛苦不堪。我竟然會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而如此痛苦。這種想法令人難以忍受。

    當我感到提不起勁時，常常茫然地凝視著鏡子或一隻飾有玫瑰花紋的陶瓷水壺。即使我不覺得那裡是心靈休憩之所，有時卻能從中找到片刻的寧靜。這種感覺我以前常在田野裡體驗到。那是一種非常微妙的感覺，當我凝視著隨風搖曳的青草時，我感覺自己內心也有某種東西，如同那些草葉般搖曳。那並非某種具體的東西，而是一種淡淡的存在，但奇妙的是，我感覺自己彷彿真的感受到了青草在秋風中沙沙作響。我感到陶醉，之後，我的心總是感到無比舒暢。

    看著鏡子和水壺，我自然而然地會想起這些經歷。有時我會真心希望自己也能用這種方式改變心情。但無論我是否這麼想，我常常都會發現自己心不在焉地凝視著這些東西。那隻可愛的水壺，冰涼的白色壺身映照著燈泡的光芒，對我這個提不起勁兒的人來說，有著一種奇特的吸引力。即使時鐘敲響了兩三下，我依然輾轉難眠。

    深夜照鏡子有時會讓我感到恐懼。我的臉有時看起來像陌生人，或者，也許是因為眼睛疲勞，如果我盯著鏡子看太久，它就會變得像一個醜陋的、腫脹的戲曲面具。鏡子裡的臉會突然消失，然後又像被隱形墨水顯現出來一樣重新出現。有時只剩下一隻眼睛，我感覺自己被它盯著看了好一會兒。然而，恐懼是可以產生和抑制的。就像孩子在水邊與波浪嬉戲，追逐著它們，也被它們追逐著一樣，我既害怕鏡子裡的戲曲面具，又渴望與它玩耍。

   然而，我內心的停滯感卻絲毫未減。照鏡子或看著水壺時，那種奇怪而神秘的感覺似乎與我停滯不前的情緒以一種糟糕的方式交織在一起。即便沒有這種感覺，我也會睡到中午左右，做著許多夢，而到了下午，我常常感到異常疲憊，甚至無法區分夢境與現實。我開始時不時地覺得我所經歷的世界很陌生。即使走在街上，我有時也會被嚇一跳，擔心看到我的人會不會說：「那傢伙來了！」然後逃走。我有時會想，那個低頭的保母下次轉過頭來看我時，會不會露出一種幽靈般的表情。 ——但期盼已久的貨幣兌換終於到了。我沿著積雪覆蓋的道路走向火車站，這是很久以來的第一次。

 

2

 

    三人在御茶之水和本鄉之間的雪地上滑倒了。等我到了銀行，心情已經相當煩躁了。我把濕漉漉、沉甸甸的木屐放在滾燙的瓦斯爐上，等著服務生叫我的名字。一個年輕的學徒就站在我對面。穿上木屐後，我隱約覺得那個男孩在看我。我的目光原本落在沾滿雪泥的地板上，此刻卻莫名地慌亂。雖然我知道這只是我的錯覺，但我感覺自己好像被那個想像中的男孩的目光束縛住了。我想起自己這種時候總是會臉紅，不知道是不是比以前更紅了。我感覺後背一陣發燙。

    服務生過了好一會兒才叫我的名字，動作有點慢。我去找了之前兩次給我支票的服務員，想表達不滿。最後，我終於和中間那位服務生說了話。原來是他心不在焉。

    我離開後朝大門走去。兩個警察正帶走一個年輕女子，她可能是暈倒了。路人紛紛駐足觀看。我徑直走進一家理髮店。理髮師的洗髮盆摔碎了。我請他幫我洗頭，他用了肥皂，但只是用濕毛巾擦了一下。我想這應該不是第一次了，但我卻莫名其妙地不想說什麼。然而，殘留的肥皂味實在令人難以忍受。我問他，他說洗髮盆摔碎了。然後他又用濕毛巾擦了一遍。付完錢拿到帽子後，我摸了一下，上面還有肥皂。我覺得如果我不說出來，別人會覺得我傻，但我還是忍住了，走了出去。我心情很好，卻被破壞了，這讓我莫名地感到惱火。我去了朋友的住處，洗掉了身上的肥皂。然後我們聊了一會兒。

    我說話的時候，我覺得朋友的表情開始變得有些疏離。而且，我感覺自己說的話並沒有真正表達出我想說的重點。我也覺得他不像平常那​​麼親近。我確信他一定察覺到我有些異樣。倒不是說他刻薄，只是我懷疑他自己也害怕說出來，所以才沒說。然而，我卻怎麼也問不出「我是不是有什麼問題？」。比起被人說“你這麼一說，你確實有點怪”，我更害怕承認自己的怪異。如果我承認了，一切就都結束了。這就是我內心的恐懼。儘管如此，我還是開口說話了。

    「你這樣把自己封閉起來可不好。你應該多出去走走。」朋友一邊送我到門口一邊說。我感覺自己也想說些什麼，但最後只是點了點頭，走了出去。我感覺自己像是剛完成了一項艱鉅的任務。

    小鎮上還在飄著小雪。我走進一家二手書店。雖然有很多想買的東西，但囊中羞澀讓我莫名地吝嗇，最後還是沒能下手。 「我寧願買剛才手裡的那本，也不要這本。」我走進下一家書店，後悔當初沒買第一家。就這樣循環往復，我感到筋疲力盡。我在郵局買了明信片，給家人寫了感謝信，也給朋友們寫了道歉信，為我長時間的沉默道歉。我坐在書桌前寫不出來東西，但這次卻出奇地文思泉湧。

    我走進一家書店，以為是二手書店，結果裡面擺滿了新書。店裡空無一人，直到有人循著我的腳步聲從後門走了出來。我勉強買了一本最便宜的文學雜誌。我覺得我必須買點東西才能回家，否則今晚我恐怕撐不過去。那種難以忍受的渴望似乎被誇大了。即使我知道它是誇大的，我也無法擺脫這種感覺。我走回了那家二手書店。然而，我依然什麼也沒買。即使我知道自己很吝嗇，我就是買不起。雪越下越大，我走進最後一家正在收拾書架的書店，決心買下之前問過價格但最後放棄的舊雜誌。想到我剛剛在第一家店問過的那本舊雜誌，最後竟然成了我的最後選擇，我感到很傻。這時，一個從另一家店進來的小男孩朝我丟雪，分散了店員的注意力。我找不到我記憶中放在那裡的雜誌，開始焦慮起來，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店，於是問了那個小男孩。

    「你是不是忘了什麼東西？這裡沒有那種東西。」小男孩心不在焉地說，正忙著應付那個小男孩。但我還是找不到那本雜誌。連我都感到很沮喪。我買了一雙足袋襪，匆匆趕往御茶之水。那時已經是晚上了。

    我在御茶之水買了一張通勤月票。在火車上，我試著計算每天往返的票價，假設以後每天都要去上學。無論我算多少遍，都算錯了。每次算出來的結果都一樣，還得再買一張。我在有樂町下了車，去了銀座，買了茶葉、糖、麵包和奶油。周圍沒什麼人。即使在這裡，也有三、四個店主在鏟雪。看起來很辛苦，很累。我感到莫名的不快。我也累壞了。一部分原因是今天犯的錯太離譜了，讓我有點叛逆。我故意用八分錢買麵包，找零卻要十分錢來表達我的不滿。如果他們沒有我想要的東西，我就會莫名其妙地想殺人。

    我去了獅子酒吧吃飯。我暖和了一下，喝了點啤酒。我看著他們調製雞尾酒。他們把各種酒倒進一個容器裡，蓋上蓋子，搖晃起來。起初只是搖晃，但後來看起來就像是把酒搖進了杯子裡。他們把酒倒進西式酒杯，用水果裝飾，然後放在托盤上。他們精準的身手和嫻熟的技巧令人忍俊不禁。

    「你們排成一排，像阿拉伯士兵一樣。」

    「是啊，就像巴格達的節日一樣。」

    「我想我們只是都餓了吧。」

    看著一排排的酒瓶，我開始覺得啤酒有點微醺了。

 

3

 

    離開獅子後，我在一家中國商品店買了塊肥皂。我矛盾的心情不知怎的又回來了。買完肥皂後，我開始覺得有些奇怪。我不記得自己是否曾經有過清晰而強烈的購買慾望。我感到一種不確定感，彷彿飄飄然。

    「那是因為你半夢半醒。」

    我犯錯時，母親常這樣對我。我突然意識到，這句話也適用於我剛才所做的事。這塊肥皂對我來說貴得離譜。我想起了母親。

    「圭吉……圭吉！」我喊著自己的名字。母親悲傷的臉龐清晰地印在我的腦海裡。

    ——大約三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喝得酩酊大醉回家。我完全失去了理智。我的朋友把她帶回家了，但據他說，那場面相當殘酷又可怕。每當我想起母親當時的感受，我都會感到無比沮喪和悲傷。後來，我的朋友告訴我，這些話是我母親當年責罵我時說的，他還模仿了母親的語氣，讓我彷彿聽到了母親的聲音。他模仿得惟妙惟肖，我甚至覺得那就是母親的聲音。光是這些話就足以讓我心潮澎湃。朋友重現的語氣更是讓我潸然淚下。

    模仿真是一件奇妙的事。這一次，我模仿了朋友的模仿。諷刺的是，我身邊最親近的人的語氣，竟然是從別人那裡學來的。光是喊出「圭吉」這個名字，我彷彿重溫了母親當時的感受，甚至不需要說出後面的話。比起其他任何方式，僅僅喊出「圭吉！」是最直接的。母親的臉龐彷彿浮現在我的眼前，既是責備，也是鼓勵。 ——

    天空晴朗，月亮高懸。在從尾張町通往有樂町的人行道上，我一遍遍地喊著“圭吉！”

    我驚恐萬分。母親的臉龐，彷彿被「圭吉」這個聲音召喚而來，卻不知為何改變了。是那個預示著不祥之事——我只能這麼稱呼它——的人在呼喚我。我聽到了一個我不想聽到的聲音…

    從有樂町到我的車站要走很久。即使下了火車，也花了十多分鐘。我沿著黑暗蜿蜒的山坡走著，筋疲力盡。袴袴摩擦的沙沙聲異常響亮。半山腰的一盞路燈照亮了小路。燈光在我身後，我的影子清晰而修長地投射在地面上。兩側的路燈交替地映照著我的影子，我的斗篷下因為拎著購​​物袋而略微鼓了起來。一道影子從身後升起，繞到前方，伸展開來，突然，它的頭朝著一戶人家的門抬起。我追隨著這變幻莫測的影子，目光卻落在一個始終不變的影子上。那影子極短，隨著路燈漸遠而愈發清晰，又隨著路燈一側的光線變亮而消失。 「那是月亮的影子，」我想。抬頭望去，只見一輪明月，似乎是十六七號，稍微偏離中心地懸在頭頂。不知為何，光是這影子就讓我感到如此熟悉。

    我離開主街，走進一條光線昏暗的小巷。月光第一次照亮了白雪皚皚的景色，深邃而迷人。我意識到自己的心情已經十分平靜，而且似乎更平靜了。我的影子依然在我面前，只是從左邊移到了右。現在它靜止不動，清晰可見。我繼續走著，心中疑惑：「為什麼會有這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我注視著那戴著破舊軟呢帽、略顯纖弱的脖頸和略顯僵硬的肩膀，漸漸地，我開始迷失自我。

    一個鮮活的生命從陰影中浮現。它顯然在思考著什麼──我以為的影子，其實就是我自己的生命！

    我在行走！而這個版本的我，正以月亮般的視角注視著它。地面透明，彷彿覆蓋著一層玻璃，我感到一陣輕微的眩暈。

    「那行走的身影在哪裡？」一種莫名的焦慮開始在我心中升起…

    路邊竹林前的一條小溝渠引來公共澡堂的水。蒸氣像屏風一樣裊裊升起，氣味撲鼻而來——我發現自己又回到了那個安靜沉思的自己。澡堂旁的天婦羅店還開著。我沿著昏暗的街道走向我的住處。

 

 

死者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死者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一個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區的男子，一個除了對勇氣痴迷之外一無是處的可憐的小個子硬漢，竟然會冒險進入巴西邊境的馬術荒漠，並成為走私頭目，這從一開始就顯得不可思議。對於那些能理解這種想法的人，我想講述本傑明‧奧塔洛拉的故事。或許巴爾瓦內拉街區已經沒有人記得他了，而他最終也像他一貫的作風一樣，死於一顆子彈，地點在南里奧格蘭德州的偏遠地區。我並不了解他冒險經歷的細節；一旦我了解了這些，我會修改並擴充這些文字。目前，這個概要或許會有所幫助。

    本傑明‧奧塔洛拉大約在1891年時十九歲。他身材魁梧，額頭窄，眼神真誠而明亮，擁有巴斯克人特有的力量；一次幸運的刺傷讓他意識到自己是個勇敢的人；他並不為對手的死而煩惱，也不為必須立即逃離共和國而憂慮。教區長給了他一封信，信上寫著要找一個名叫阿澤維多‧班德拉的人，在烏拉圭。奧塔洛拉啟程，渡海途中風雨交加，顛簸難行。第二天，他漫無目的地在蒙得維的亞的街頭遊蕩，心中湧起一股難以言說的悲傷。他找不到阿澤維多·班德拉。午夜時分，在帕索德爾莫利諾的一家商店裡，他目睹了幾個趕牛人之間的爭執。一把刀閃過。奧塔洛拉不知道誰對誰錯，但他被危險帶來的刺激感所吸引，就像其他人被紙牌或音樂所吸引一樣。在隨後的混戰中，他擋住了一個農場工人刺向一個戴著黑色高頂禮帽、身披斗篷的男人的低處傷口。這個人，後來被證實，正是阿澤維多·班德拉。 （奧塔洛拉得知此事後，撕毀了那封信，他寧願一切都歸功於自己。）阿澤維多·班德拉雖然體格健壯，卻給人一種畸形的感覺；他的臉上總是帶著猶太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影子，彷彿近在咫尺；他的舉止中又像猴子和老虎；臉上的疤痕就像他濃濃的鬍鬚上一樣，只是他身上的黑色。

    這場爭吵是酒精作用下的錯覺還是幻覺，總之很快就結束了。奧塔洛拉和趕牛人喝了幾杯，然後陪他們去參加一個狂歡派對，之後又去了老城區的一棟大房子，這時太陽已經高懸在空中。在最後一個院子裡——那是一片泥地——男人們鋪行李準備睡覺。奧塔洛拉隱約地將今晚與前一晚作比較；現在他身處堅實的土地，身邊都是朋友。然而，他心中卻隱隱感到一絲遺憾，後悔自己沒有錯過布宜諾斯艾利斯。他一直睡到禱告時間，被那個醉酒後襲擊班德拉的鄉下人吵醒。 （奧塔洛拉回憶說，這人曾和其他人一起狂歡作樂，班德拉讓他坐在自己右邊，逼他繼續喝酒。）那人告訴他，老闆正在找他。阿澤維多·班德拉正在一間俯瞰入口大廳的辦公室裡等他（奧塔洛拉從未見過有側門的入口大廳），身邊跟著一個皮膚白皙、一臉傲慢的紅髮女人。班德拉稱讚了他，給他倒了一杯甘蔗酒，再次誇他看起來精神抖擻，並提議他和其他人一起北上，帶回一支隊伍。奧塔洛拉答應了；黎明時分，他們啟程前往塔誇倫博。

    奧塔洛拉的另一種生活就此開始，一種充滿漫長黎明和瀰漫著馬匹氣息的生活。這種生活對他來說是全新的，有時也殘酷無情，但它早已融入他的血液。正如其他民族的人們敬畏並感知大海一樣，我們（包括編織這些符號的人）也渴望著那片在我們蹄下迴響的無垠平原。奧塔洛拉在馬車夫和牧牛人的社區長大；不到一年，他就成了高喬人。他學會了騎馬、放牧、屠宰、使用套索和投石索，並學會如何抵禦睡眠、暴風雨、嚴寒和烈日，學會了用哨聲和吶喊驅趕牲畜。在那段學徒生涯中，他只見過阿澤維多·班德拉一次，但他卻對他印象深刻，因為成為班德拉家族的一員意味著受人尊敬和畏懼，而且，面對任何英勇事蹟，高喬人們都說班德拉做得更好。有人認為班德拉出生在庫阿雷姆河對岸的南里奧格蘭德州；那些本應削弱他的東西，卻以茂密的叢林、沼澤和縱橫交錯、近乎無盡的距離，暗中豐富了他的閱歷。奧塔洛拉漸漸明白，班德拉的生意五花八門，而走私是主要業務。當趕牛人如同僕人；奧塔洛拉卻立志成為走私犯。一天晚上，他的兩個同伴越過邊境，準備運送甘蔗返回；奧塔洛拉挑釁其中一人，將其刺傷，然後取而代之。他被野心和一種陰暗的忠誠所驅使。他心想，那傢伙最終會明白，我比他所有來自東方的手下加起來都更有價值。

    又過了一年，奧塔洛拉才回到蒙得維的亞。他們沿著河岸行進，穿過這座城市（在奧塔洛拉看來，這座城市非常大）；他們來到地主家；男人們把要辦的事都掛在後院。日子一天天過去，奧塔洛拉一直沒見到班德拉。他們憂心忡忡地說，他生病了；一個膚色黝黑的男人經常端著水壺和馬黛茶壺上樓去他的臥室。一天下午，他們把這項任務交給了奧塔洛拉。他感到有些屈辱，但也感到一絲滿足。

    臥室空蕩蕩的，光線昏暗。西邊有個陽台，一張長桌上堆滿了閃閃發光的鞭子、皮帶、槍枝和刀具，遠處有一面鏡子，映照出他黯淡的身影。班德拉仰躺著；他做夢，呻吟著；落日的餘暉映照著他。那張巨大的白色床似乎讓他顯得渺小而黯淡；奧塔洛拉注意到他灰白的頭髮、疲憊的身影、虛弱的體態，以及歲月留下的裂痕。他怒不可遏，竟然讓這個老頭掌權。他心想，只要一拳就能把他趕走。就在這時，他從鏡子裡看到有人進來。是那個紅髮女子；她衣衫不整，赤著腳，冷冷地打量著他。班德拉起身；一邊談論著牧場裡的事，一邊一杯接一杯地喝著馬黛茶，手指不時地撥弄著女人的辮子。最後，他允許奧塔洛拉離開。

    幾天后，他們接到命令北上。他們來到一個偏僻的牧場，就像無垠平原上的其他地方一樣。這裡既沒有樹木，也沒有溪流；只有清晨和傍晚的陽光照射著它。牛群被圈養在石砌的圍欄裡，它們瘦骨嶙峋，一無所有。這個破敗的地方名叫「嘆息」（El Suspiro）。

    奧塔洛拉無意中聽到牧場工人說班德拉很快就要從蒙得維的亞過來。他問為什麼；有人解釋說，有個外國高喬人想插手此事，權力過大。奧塔洛拉明白這是個玩笑，但這種玩笑竟然有人會說，他感到受寵若驚。後來他得知班德拉和一位政治大佬鬧翻了，對方撤回了對他的支持。他很高興聽到這個消息。

    一箱箱長槍運到了；一個銀壺和一個銀盆被送到了夫人的房間；幾幅精美的錦緞窗簾也送到了；一天早上，一個神情嚴肅、蓄著濃密鬍鬚、身披斗篷的騎馬人從山上走了過來。他名叫烏爾皮亞諾·蘇亞雷斯，是阿澤維多·班德拉的貼身保鑣。他很少說話，而且說話帶著濃重的巴西口音。奧塔洛拉不知該如何評價自己的冷漠，究竟是出於敵意、輕蔑，還是單純的野蠻。但他明白，為了實現他正在醞釀的計劃，他必須先贏得對方的友誼。

    這時，班傑明·奧塔洛拉出現了：一匹栗色駿馬，蹄尖和蹄角都是黑色的，由阿澤維多·班德拉從南方帶來，配有鍍銀馬鞍和虎皮鑲邊的鞍毯。這匹自由奔放的駿馬象徵著地主的權威，因此，這個年輕人對它垂涎不已，甚至帶著一種惡毒的渴望，對那位秀發閃亮的女子心生愛慕。女子、馬鞍和栗色駿馬，都是他一心想要摧毀的男人的象徵或形容詞。

    故事至此變得更加複雜和深刻。阿澤維多·班德拉精於循序漸進的恐嚇之術，擅長用撒旦般的伎倆，將真話與嘲諷巧妙結合，一點一點地羞辱對手；奧塔洛拉決心將這種模棱兩可的方法運用到他為自己設定的艱鉅任務中。他決心逐步取代阿澤維多·班德拉。在共同經歷危險的日子裡，他贏得了蘇亞雷斯的友誼。他向蘇亞雷斯吐露了自己的計劃；蘇亞雷斯承諾會提供幫助。之後發生了很多事，我只知道其中幾件。奧塔洛拉違抗了班德拉的命令；他經常忘記、糾正甚至推翻自己的命令。似乎整個宇宙都在跟他作對，加速事態的發展。一天下午，在塔誇倫博的田野裡，他與來自格蘭德河的人發生了一場槍戰；奧塔洛拉篡奪了班德拉的位置，指揮烏拉圭人。一顆子彈穿透了他的肩膀，但那天下午，奧塔洛拉騎著酋長的紅馬回到了埃爾蘇斯皮羅，那天下午，幾滴他的血染紅了老虎的皮毛，那天晚上，他與那位頭髮閃閃發光的女子同床共枕。其他版本則改變了這些事件的順序，並否認它們發生在同一天。

    然而，班德拉名義上始終是酋長。他所下達的命令無人執行；班傑明·奧塔洛拉出於慣例和憐憫，沒有動他。

    故事的最後一幕對應著1894年最後一個夜晚的喧囂。當晚，埃爾蘇斯皮羅的男人們享用新鮮宰殺的羊肉，暢飲著烈酒。有人不停地彈奏著節奏強勁的米隆加舞曲。在餐桌的主位，醉醺醺的奧塔洛拉（Otálora）高聲歡呼，狂熱的歌聲象徵著他無法抗拒的命運。班德拉（Bandeira）在喧鬧的人群中沉默不語，任由這喧囂的夜晚流淌。當十二聲鐘響時，他彷彿想起了什麼，起身輕輕敲響了女人的房門。她立刻開門，彷彿早已等待在那裡。她衣衫不整，赤著腳走了出來。領頭的人用一種變得陰柔而拖長的嗓音命令道：

    「既然你和那個布宜諾斯艾利斯人如此相愛，你就當著所有人的面吻他。」他補充了一個殘酷的細節。女人試圖反抗，但兩個男人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拉到奧塔洛拉身邊。她淚流滿面，親吻他的臉頰和胸膛。烏爾皮亞諾·蘇亞雷斯拔出了左輪手槍。臨死前，奧塔洛拉明白自己從一開始就被背叛了，他被判了死刑，他們讓他擁有愛、權力和勝利，是因為他們早已認定他已死，因為在班德拉眼裡，他早已死了。

    蘇亞雷斯幾乎是輕蔑地開槍了。 

El muerto - Jorge Luis Borges

 

    Que un hombre del suburbio de Buenos Aires, que un triste compadrito sin más virtud que la infatuación del coraje, se interne en los desiertos ecuestres de la frontera del Brasil y llegue a capitán de contrabandistas, parece de antemano imposible. A quienes lo entienden así, quiero contarles el destino de Benjamín Otálora, de quien acaso no perdura un recuerdo en el barrio de Balvanera y que murió en su ley, de un balazo, en los confines de Río Grande do Sul. Ignoro los detalles de su aventura; cuando me sean revelados, he de rectificar y ampliar estas páginas. Por ahora, este resumen puede ser útil.

    Benjamín Otálora cuenta, hacia 1891, diecinueve años. Es un mocetón de frente mezquina, de sinceros ojos claros, de reciedumbre vasca; una puñalada feliz le ha revelado que es un hombre valiente; no lo inquieta la muerte de su contrario, tampoco la inmediata necesidad de huir de la República. El caudillo de la parroquia le da una carta para un tal Azevedo Bandeira, del Uruguay. Otálora se embarca, la travesía es tormentosa y crujiente; al otro día, vaga por las calles de Montevideo, con inconfesada y tal vez ignorada tristeza. No da con Azevedo Bandeira; hacia la medianoche, en un almacén del Paso del Molino, asiste a un altercado entre unos troperos. Un cuchillo relumbra; Otálora no sabe de qué lado está la razón, pero lo atrae el puro sabor del peligro, como a otros la baraja o la música. Para, en el entrevero, una puñalada baja que un peón le tira a un hombre de galera oscura y de poncho. Éste, después, resulta ser Azevedo Bandeira. (Otálora, al saberlo, rompe la carta, porque prefiere debérselo todo a sí mismo.) Azevedo Bandeira da, aunque fornido, la injustificable impresión de ser contrahecho; en su rostro, siempre demasiado cercano, están el judío, el negro y el indio; en su empaque, el mono y el tigre; la cicatriz que le atraviesa la cara es un adorno más, como el negro bigote cerdoso.

    Proyección o error del alcohol, el altercado cesa con la misma rapidez con que se produjo. Otálora bebe con los troperos y luego los acompaña a una farra y luego a un caserón en la Ciudad Vieja, ya con el sol bien alto. En el último patio, que es de tierra, los hombres tienden su recado para dormir. Oscuramente, Otálora compara esa noche con la anterior; ahora ya pisa tierra firme, entre amigos. Lo inquieta algún remordimiento, eso sí, de no extrañar a Buenos Aires. Duerme hasta la oración, cuando lo despierta el paisano que agredió, borracho, a Bandeira. (Otálora recuerda que ese hombre ha compartido con los otros la noche de tumulto y de júbilo y que Bandeira lo sentó a su derecha y lo obligó a seguir bebiendo.) El hombre le dice que el patrón lo manda buscar. En una suerte de escritorio que da al zaguán (Otálora nunca ha visto un zaguán con puertas laterales) está esperándolo Azevedo Bandeira, con una clara y desdeñosa mujer de pelo colorado. Bandeira lo pondera, le ofrece una copa de caña, le repite que le está pareciendo un hombre animoso, le propone ir al Norte con los demás a traer una tropa. Otálora acepta; hacia la madrugada están en camino, rumbo a Tacuarembó.

    Empieza entonces para Otálora una vida distinta, una vida de vastos amaneceres y de jornadas que tienen el olor del caballo. Esa vida es nueva para él, y a veces atroz, pero ya está en su sangre, porque lo mismo que los hombres de otras naciones veneran y presienten el mar, así nosotros (también el hombre que entreteje estos símbolos) ansiamos la llanura inagotable que resuena bajo los cascos. Otálora se ha criado en los barrios del carrero y del cuarteador; antes de un año se hace gaucho. Aprende a jinetear, a entropillar la hacienda, a carnear, a manejar el lazo que sujeta y las boleadoras que tumban, a resistir el sueño, las tormentas, las heladas y el sol, a arrear con el silbido y el grito. Sólo una vez, durante ese tiempo de aprendizaje, ve a Azevedo Bandeira, pero lo tiene muy presente, porque ser hombre de Bandeira es ser considerado y temido, y porque, ante cualquier hombrada, los gauchos dicen que Bandeira lo hace mejor. Alguien opina que Bandeira nació del otro lado del Cuareim, en Rio Grande do Sul; eso, que debería rebajarlo, oscuramente lo enriquece de selvas populosas, de ciénagas, de inextricable y casi infinitas distancias. Gradualmente, Otálora entiende que los negocios de Bandeira son múltiples y que el principal es el contrabando. Ser tropero es ser un sirviente; Otálora se propone ascender a contrabandista. Dos de los compañeros, una noche, cruzarán la frontera para volver con unas partidas de caña; Otálora provoca a uno de ellos, lo hiere y toma su lugar. Lo mueve la ambición y también una oscura fidelidad. Que el hombre (piensa) acabe por entender que yo valgo más que todos sus orientales juntos.

    Otro año pasa antes que Otálora regrese a Montevideo. Recorren las orillas, la ciudad (que a Otálora le parece muy grande); llegan a casa del patrón; los hombres tienden los recados en el último patio. Pasan los días y Otálora no ha visto a Bandeira. Dicen, con temor, que está enfermo; un moreno suele subir a su dormitorio con la caldera y con el mate. Una tarde, le encomiendan a Otálora esa tarea. Éste se siente vagamente humillado, pero satisfecho también.

    El dormitorio es desmantelado y oscuro. Hay un balcón que mira al poniente, hay una larga mesa con un resplandeciente desorden de taleros, de arreadores, de cintos, de armas de fuego y de armas blancas, hay un remoto espejo que tiene la luna empañada. Bandeira yace boca arriba; sueña y se queja; una vehemencia de sol último lo define. El vasto lecho blanco parece disminuirlo y oscurecerlo; Otálora nota las canas, la fatiga, la flojedad, las grietas de los años. Lo subleva que los esté mandando ese viejo. Piensa que un golpe bastaría para dar cuenta de él. En eso, ve en el espejo que alguien ha entrado. Es la mujer de pelo rojo; está a medio vestir y descalza y lo observa con fría curiosidad. Bandeira se incorpora; mientras habla de cosas de la campaña y despacha mate tras mate, sus dedos juegan con las trenzas de la mujer. Al fin, le da licencia a Otálora para irse.

    Días después, les llega la orden de ir al Norte. Arriban a una estancia perdida, que está como en cualquier lugar de la interminable llanura. Ni árboles ni un arroyo la alegran, el primer sol y el último la golpean. Hay corrales de piedra para la hacienda, que es guampuda y menesterosa. El Suspiro se llama ese pobre establecimiento.

    Otálora oye en rueda de peones que Bandeira no tardará en llegar de Montevideo. Pregunta por qué; alguien aclara que hay un forastero agauchado que está queriendo mandar demasiado. Otálora comprende que es una broma, pero le halaga que esa broma ya sea posible. Averigua, después, que Bandeira se ha enemistado con uno de los jefes políticos y que éste le ha retirado su apoyo. Le gusta esa noticia.

    Llegan cajones de armas largas; llegan una jarra y una palangana de plata para el aposento de la mujer; llegan cortinas de intrincado damasco; llega de las cuchillas, una mañana, un jinete sombrío, de barba cerrada y de poncho. Se llama Ulpiano Suárez y es el capanga o guardaespaldas de Azevedo Bandeira. Habla muy poco y de una manera abrasilerada. Otálora no sabe si atribuir su reserva a hostilidad, a desdén o a mera barbarie. Sabe, eso sí, que para el plan que está maquinando tiene que ganar su amistad.

    Entra después en el destino de Benjamín Otálora un colorado cabos negros que trae del sur Azevedo Bandeira y que luce apero chapeado y carona con bordes de piel de tigre. Ese caballo liberal es un símbolo de la autoridad del patrón y por eso lo codicia el muchacho, que llega también a desear, con deseo rencoroso, a la mujer de pelo resplandeciente. La mujer, el apero y el colorado son atributos o adjetivos de un hombre que él aspira a destruir.

    Aquí la historia se complica y se ahonda. Azevedo Bandeira es diestro en el arte de la intimidación progresiva, en la satánica maniobra de humillar al interlocutor gradualmente, combinando veras y burlas; Otálora resuelve aplicar ese método ambiguo a la dura tarea que se propone. Resuelve suplantar, lentamente, a Azevedo Bandeira. Logra, en jornadas de peligro común, la amistad de Suárez. Le confía su plan; Suárez le promete su ayuda. Muchas cosas van aconteciendo después, de las que sé unas pocas. Otálora no obedece a Bandeira; da en olvidar, en corregir, en invertir sus órdenes. El universo parece conspirar con él y apresura los hechos. Un mediodía, ocurre en campos de Tacuarembó un tiroteo con gente riograndense; Otálora usurpa el lugar de Bandeira y manda a los orientales. Le atraviesa el hombro una bala, pero esa tarde Otálora regresa al Suspiro en el colorado del jefe y esa tarde unas gotas de su sangre manchan la piel de tigre y esa noche duerme con la mujer de pelo reluciente. Otras versiones cambian el orden de estos hechos y niegan que hayan ocurrido en un solo día.

    Bandeira, sin embargo, siempre es nominalmente el jefe. Da órdenes que no se ejecutan; Benjamín Otálora no lo toca, por una mezcla de rutina y de lástima.

    La última escena de la historia corresponde a la agitación de la última noche de 1894. Esa noche, los hombres del Suspiro comen cordero recién carneado y beben un alcohol pendenciero. Alguien infinitamente rasguea una trabajosa milonga. En la cabecera de la mesa, Otálora, borracho, erige exultación sobre exultación, júbilo sobre júbilo; esa torre de vértigo es un símbolo de su irresistible destino. Bandeira, taciturno entre los que gritan, deja que fluya clamorosa la noche. Cuando las doce campanadas resuenan, se levanta como quien recuerda una obligación. Se levanta y golpea con suavidad a la puerta de la mujer. Ésta le abre en seguida, como si esperara el llamado. Sale a medio vestir y descalza. Con una voz que se afemina y se arrastra, el jefe le ordena:

    -Ya que vos y el porteño se quieren tanto, ahora mismo le vas a dar un beso a vista de todos.

    Agrega una circunstancia brutal. La mujer quiere resistir, pero dos hombres la han tomado del brazo y la echan sobre Otálora. Arrasada en lágrimas, le besa la cara y el pecho. Ulpiano Suárez ha empuñado el revólver. Otálora comprende, antes de morir, que desde el principio lo han traicionado, que ha sido condenado a muerte, que le han permitido el amor, el mando y el triunfo, porque ya lo daban por muerto, porque para Bandeira ya estaba muerto.

    Suárez, casi con desdén, hace fuego.

白色石頭上的黑色石頭 By César Vallejo Translated By Rebecca Seiferle

 

白色石頭上的黑色石頭

By César Vallejo

Translated By Rebecca Seiferle

我在巴黎經歷過一場暴雨，

在某個我記得的日子，

我在巴黎——我毫不猶豫——

也許是在秋天的某個星期四，就像今天這樣。

    今天是星期四，就是因為今天是星期四，當我寫下這些詩句時，

我的心情很壞，

尤其是今天，前所未有地壞，因此我轉身，

走我的路，只為了看到自己孤單一個人。

譯者注：

塞薩爾‧巴列霍死了；人們不停地打他，

幾乎每個人，即使他什麼也沒做，

 

人們還是用棍棒狠狠地打他，

用繩子抽打他；見證者是

星期四的日子和肱骨，

孤獨，雨水，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