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濘 梶井元次郎

泥濘

梶井元次郎

 

1

 

    那一天我一直盼望的匯票終於寄到了，於是我決定去本鄉兌換現金。天下著雪，對於住在郊區的我來說，積雪融化是一件很麻煩的事，但為了這筆盼望已久的錢，我還是決定去。

    在那之前，我曾投入大量精力寫作，最終卻以失敗告終。失敗本身是一回事，但那次失敗的方式異常怪異，對我之後的人生產生了負面影響。因此，我渴望換換節奏。由於身無分文，無法出門。後來，不知何故，家裡寄來的匯票出了問題，我又把它寄了回去，這讓我更加惱火，於是我等了大約四天。那天寄到的匯票是第二張。

    我大概已經放棄寫作一個多星期了。這段時間，我的生活徹底被掏空，失去了平衡。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的失敗已經帶了一種病態的色彩。起初，我對寫作的渴望開始動搖，不久之後，我發現自己甚至記不起那些曾經湧上心頭的想法。我過去常常重讀並修改自己的作品，但現在連這都做不到了。我記不起該如何修改，連最初開始寫作時的感覺都想不起來了。我開始隱約覺得情況不太妙。但我固執地拒絕放棄。而我也確實無法放棄。

    我停止寫作後的狀態確實很糟。我恍惚迷離。那種昏昏沉沉的狀態與我以往的經驗截然不同。就像你厭惡地看著一個裝滿枯萎花朵和死水的花瓶或容器，卻懶得處理一樣。每次看到它，我的不適感就加深一分，然而有時，這種不適感卻絲毫沒有轉化為擺脫它的慾望。與其說是懶惰，不如說是一種被某些東西吸引的感覺。我隱約感覺到，這種氣息就藏在我自身的無所事事中。

    無論我開始做什麼，都不可避免地會在半途走神。即便當我回過神來，重新投入到之前的事情中，那種在走神狀態下瞥見的感覺也變得異常空虛。無論我開始做什麼，最終都只能半途而廢。隨著這種狀態的不斷累積，我的整個人生似乎變成了一連串未完成的任務。就這樣，我無法逃離這片停滯不前的地方，就像一片禁忌的沼澤。然後，沼澤底部似乎升騰起類似沼澤甲烷的氣息。那是令人不快的幻覺。突然間，我腦海中浮現親人遭遇不幸或朋友背叛的種種幻覺。

    那正是每年火災頻繁的季節。我常常習慣性地在附近的田野裡散步。到處都在興建新房子。我注意到周圍散落著木屑，這才意識到自己一直在隨意丟棄菸頭，並意識到這樣做有多危險。或許正是因為這種揮之不去的念頭，附近發生了兩起火災，每次我都會被一種模糊的、近乎令人不安的恐懼所籠罩，害怕被發現。我感覺如果有人說：「你剛才在附近走來走去，對吧？」「火災是你亂丟的煙頭引起的。」我根本無力辯解。看到電報員奔跑的身影，我也感到一陣噁心。這些幻覺讓我變得軟弱無力，痛苦不堪。我竟然會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而如此痛苦。這種想法令人難以忍受。

    當我感到提不起勁時，常常茫然地凝視著鏡子或一隻飾有玫瑰花紋的陶瓷水壺。即使我不覺得那裡是心靈休憩之所，有時卻能從中找到片刻的寧靜。這種感覺我以前常在田野裡體驗到。那是一種非常微妙的感覺，當我凝視著隨風搖曳的青草時，我感覺自己內心也有某種東西，如同那些草葉般搖曳。那並非某種具體的東西，而是一種淡淡的存在，但奇妙的是，我感覺自己彷彿真的感受到了青草在秋風中沙沙作響。我感到陶醉，之後，我的心總是感到無比舒暢。

    看著鏡子和水壺，我自然而然地會想起這些經歷。有時我會真心希望自己也能用這種方式改變心情。但無論我是否這麼想，我常常都會發現自己心不在焉地凝視著這些東西。那隻可愛的水壺，冰涼的白色壺身映照著燈泡的光芒，對我這個提不起勁兒的人來說，有著一種奇特的吸引力。即使時鐘敲響了兩三下，我依然輾轉難眠。

    深夜照鏡子有時會讓我感到恐懼。我的臉有時看起來像陌生人，或者，也許是因為眼睛疲勞，如果我盯著鏡子看太久，它就會變得像一個醜陋的、腫脹的戲曲面具。鏡子裡的臉會突然消失，然後又像被隱形墨水顯現出來一樣重新出現。有時只剩下一隻眼睛，我感覺自己被它盯著看了好一會兒。然而，恐懼是可以產生和抑制的。就像孩子在水邊與波浪嬉戲，追逐著它們，也被它們追逐著一樣，我既害怕鏡子裡的戲曲面具，又渴望與它玩耍。

   然而，我內心的停滯感卻絲毫未減。照鏡子或看著水壺時，那種奇怪而神秘的感覺似乎與我停滯不前的情緒以一種糟糕的方式交織在一起。即便沒有這種感覺，我也會睡到中午左右，做著許多夢，而到了下午，我常常感到異常疲憊，甚至無法區分夢境與現實。我開始時不時地覺得我所經歷的世界很陌生。即使走在街上，我有時也會被嚇一跳，擔心看到我的人會不會說：「那傢伙來了！」然後逃走。我有時會想，那個低頭的保母下次轉過頭來看我時，會不會露出一種幽靈般的表情。 ——但期盼已久的貨幣兌換終於到了。我沿著積雪覆蓋的道路走向火車站，這是很久以來的第一次。

 

2

 

    三人在御茶之水和本鄉之間的雪地上滑倒了。等我到了銀行，心情已經相當煩躁了。我把濕漉漉、沉甸甸的木屐放在滾燙的瓦斯爐上，等著服務生叫我的名字。一個年輕的學徒就站在我對面。穿上木屐後，我隱約覺得那個男孩在看我。我的目光原本落在沾滿雪泥的地板上，此刻卻莫名地慌亂。雖然我知道這只是我的錯覺，但我感覺自己好像被那個想像中的男孩的目光束縛住了。我想起自己這種時候總是會臉紅，不知道是不是比以前更紅了。我感覺後背一陣發燙。

    服務生過了好一會兒才叫我的名字，動作有點慢。我去找了之前兩次給我支票的服務員，想表達不滿。最後，我終於和中間那位服務生說了話。原來是他心不在焉。

    我離開後朝大門走去。兩個警察正帶走一個年輕女子，她可能是暈倒了。路人紛紛駐足觀看。我徑直走進一家理髮店。理髮師的洗髮盆摔碎了。我請他幫我洗頭，他用了肥皂，但只是用濕毛巾擦了一下。我想這應該不是第一次了，但我卻莫名其妙地不想說什麼。然而，殘留的肥皂味實在令人難以忍受。我問他，他說洗髮盆摔碎了。然後他又用濕毛巾擦了一遍。付完錢拿到帽子後，我摸了一下，上面還有肥皂。我覺得如果我不說出來，別人會覺得我傻，但我還是忍住了，走了出去。我心情很好，卻被破壞了，這讓我莫名地感到惱火。我去了朋友的住處，洗掉了身上的肥皂。然後我們聊了一會兒。

    我說話的時候，我覺得朋友的表情開始變得有些疏離。而且，我感覺自己說的話並沒有真正表達出我想說的重點。我也覺得他不像平常那​​麼親近。我確信他一定察覺到我有些異樣。倒不是說他刻薄，只是我懷疑他自己也害怕說出來，所以才沒說。然而，我卻怎麼也問不出「我是不是有什麼問題？」。比起被人說“你這麼一說，你確實有點怪”，我更害怕承認自己的怪異。如果我承認了，一切就都結束了。這就是我內心的恐懼。儘管如此，我還是開口說話了。

    「你這樣把自己封閉起來可不好。你應該多出去走走。」朋友一邊送我到門口一邊說。我感覺自己也想說些什麼，但最後只是點了點頭，走了出去。我感覺自己像是剛完成了一項艱鉅的任務。

    小鎮上還在飄著小雪。我走進一家二手書店。雖然有很多想買的東西，但囊中羞澀讓我莫名地吝嗇，最後還是沒能下手。 「我寧願買剛才手裡的那本，也不要這本。」我走進下一家書店，後悔當初沒買第一家。就這樣循環往復，我感到筋疲力盡。我在郵局買了明信片，給家人寫了感謝信，也給朋友們寫了道歉信，為我長時間的沉默道歉。我坐在書桌前寫不出來東西，但這次卻出奇地文思泉湧。

    我走進一家書店，以為是二手書店，結果裡面擺滿了新書。店裡空無一人，直到有人循著我的腳步聲從後門走了出來。我勉強買了一本最便宜的文學雜誌。我覺得我必須買點東西才能回家，否則今晚我恐怕撐不過去。那種難以忍受的渴望似乎被誇大了。即使我知道它是誇大的，我也無法擺脫這種感覺。我走回了那家二手書店。然而，我依然什麼也沒買。即使我知道自己很吝嗇，我就是買不起。雪越下越大，我走進最後一家正在收拾書架的書店，決心買下之前問過價格但最後放棄的舊雜誌。想到我剛剛在第一家店問過的那本舊雜誌，最後竟然成了我的最後選擇，我感到很傻。這時，一個從另一家店進來的小男孩朝我丟雪，分散了店員的注意力。我找不到我記憶中放在那裡的雜誌，開始焦慮起來，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店，於是問了那個小男孩。

    「你是不是忘了什麼東西？這裡沒有那種東西。」小男孩心不在焉地說，正忙著應付那個小男孩。但我還是找不到那本雜誌。連我都感到很沮喪。我買了一雙足袋襪，匆匆趕往御茶之水。那時已經是晚上了。

    我在御茶之水買了一張通勤月票。在火車上，我試著計算每天往返的票價，假設以後每天都要去上學。無論我算多少遍，都算錯了。每次算出來的結果都一樣，還得再買一張。我在有樂町下了車，去了銀座，買了茶葉、糖、麵包和奶油。周圍沒什麼人。即使在這裡，也有三、四個店主在鏟雪。看起來很辛苦，很累。我感到莫名的不快。我也累壞了。一部分原因是今天犯的錯太離譜了，讓我有點叛逆。我故意用八分錢買麵包，找零卻要十分錢來表達我的不滿。如果他們沒有我想要的東西，我就會莫名其妙地想殺人。

    我去了獅子酒吧吃飯。我暖和了一下，喝了點啤酒。我看著他們調製雞尾酒。他們把各種酒倒進一個容器裡，蓋上蓋子，搖晃起來。起初只是搖晃，但後來看起來就像是把酒搖進了杯子裡。他們把酒倒進西式酒杯，用水果裝飾，然後放在托盤上。他們精準的身手和嫻熟的技巧令人忍俊不禁。

    「你們排成一排，像阿拉伯士兵一樣。」

    「是啊，就像巴格達的節日一樣。」

    「我想我們只是都餓了吧。」

    看著一排排的酒瓶，我開始覺得啤酒有點微醺了。

 

3

 

    離開獅子後，我在一家中國商品店買了塊肥皂。我矛盾的心情不知怎的又回來了。買完肥皂後，我開始覺得有些奇怪。我不記得自己是否曾經有過清晰而強烈的購買慾望。我感到一種不確定感，彷彿飄飄然。

    「那是因為你半夢半醒。」

    我犯錯時，母親常這樣對我。我突然意識到，這句話也適用於我剛才所做的事。這塊肥皂對我來說貴得離譜。我想起了母親。

    「圭吉……圭吉！」我喊著自己的名字。母親悲傷的臉龐清晰地印在我的腦海裡。

    ——大約三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喝得酩酊大醉回家。我完全失去了理智。我的朋友把她帶回家了，但據他說，那場面相當殘酷又可怕。每當我想起母親當時的感受，我都會感到無比沮喪和悲傷。後來，我的朋友告訴我，這些話是我母親當年責罵我時說的，他還模仿了母親的語氣，讓我彷彿聽到了母親的聲音。他模仿得惟妙惟肖，我甚至覺得那就是母親的聲音。光是這些話就足以讓我心潮澎湃。朋友重現的語氣更是讓我潸然淚下。

    模仿真是一件奇妙的事。這一次，我模仿了朋友的模仿。諷刺的是，我身邊最親近的人的語氣，竟然是從別人那裡學來的。光是喊出「圭吉」這個名字，我彷彿重溫了母親當時的感受，甚至不需要說出後面的話。比起其他任何方式，僅僅喊出「圭吉！」是最直接的。母親的臉龐彷彿浮現在我的眼前，既是責備，也是鼓勵。 ——

    天空晴朗，月亮高懸。在從尾張町通往有樂町的人行道上，我一遍遍地喊著“圭吉！”

    我驚恐萬分。母親的臉龐，彷彿被「圭吉」這個聲音召喚而來，卻不知為何改變了。是那個預示著不祥之事——我只能這麼稱呼它——的人在呼喚我。我聽到了一個我不想聽到的聲音…

    從有樂町到我的車站要走很久。即使下了火車，也花了十多分鐘。我沿著黑暗蜿蜒的山坡走著，筋疲力盡。袴袴摩擦的沙沙聲異常響亮。半山腰的一盞路燈照亮了小路。燈光在我身後，我的影子清晰而修長地投射在地面上。兩側的路燈交替地映照著我的影子，我的斗篷下因為拎著購​​物袋而略微鼓了起來。一道影子從身後升起，繞到前方，伸展開來，突然，它的頭朝著一戶人家的門抬起。我追隨著這變幻莫測的影子，目光卻落在一個始終不變的影子上。那影子極短，隨著路燈漸遠而愈發清晰，又隨著路燈一側的光線變亮而消失。 「那是月亮的影子，」我想。抬頭望去，只見一輪明月，似乎是十六七號，稍微偏離中心地懸在頭頂。不知為何，光是這影子就讓我感到如此熟悉。

    我離開主街，走進一條光線昏暗的小巷。月光第一次照亮了白雪皚皚的景色，深邃而迷人。我意識到自己的心情已經十分平靜，而且似乎更平靜了。我的影子依然在我面前，只是從左邊移到了右。現在它靜止不動，清晰可見。我繼續走著，心中疑惑：「為什麼會有這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我注視著那戴著破舊軟呢帽、略顯纖弱的脖頸和略顯僵硬的肩膀，漸漸地，我開始迷失自我。

    一個鮮活的生命從陰影中浮現。它顯然在思考著什麼──我以為的影子，其實就是我自己的生命！

    我在行走！而這個版本的我，正以月亮般的視角注視著它。地面透明，彷彿覆蓋著一層玻璃，我感到一陣輕微的眩暈。

    「那行走的身影在哪裡？」一種莫名的焦慮開始在我心中升起…

    路邊竹林前的一條小溝渠引來公共澡堂的水。蒸氣像屏風一樣裊裊升起，氣味撲鼻而來——我發現自己又回到了那個安靜沉思的自己。澡堂旁的天婦羅店還開著。我沿著昏暗的街道走向我的住處。

 

 

死者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死者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一個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區的男子，一個除了對勇氣痴迷之外一無是處的可憐的小個子硬漢，竟然會冒險進入巴西邊境的馬術荒漠，並成為走私頭目，這從一開始就顯得不可思議。對於那些能理解這種想法的人，我想講述本傑明‧奧塔洛拉的故事。或許巴爾瓦內拉街區已經沒有人記得他了，而他最終也像他一貫的作風一樣，死於一顆子彈，地點在南里奧格蘭德州的偏遠地區。我並不了解他冒險經歷的細節；一旦我了解了這些，我會修改並擴充這些文字。目前，這個概要或許會有所幫助。

    本傑明‧奧塔洛拉大約在1891年時十九歲。他身材魁梧，額頭窄，眼神真誠而明亮，擁有巴斯克人特有的力量；一次幸運的刺傷讓他意識到自己是個勇敢的人；他並不為對手的死而煩惱，也不為必須立即逃離共和國而憂慮。教區長給了他一封信，信上寫著要找一個名叫阿澤維多‧班德拉的人，在烏拉圭。奧塔洛拉啟程，渡海途中風雨交加，顛簸難行。第二天，他漫無目的地在蒙得維的亞的街頭遊蕩，心中湧起一股難以言說的悲傷。他找不到阿澤維多·班德拉。午夜時分，在帕索德爾莫利諾的一家商店裡，他目睹了幾個趕牛人之間的爭執。一把刀閃過。奧塔洛拉不知道誰對誰錯，但他被危險帶來的刺激感所吸引，就像其他人被紙牌或音樂所吸引一樣。在隨後的混戰中，他擋住了一個農場工人刺向一個戴著黑色高頂禮帽、身披斗篷的男人的低處傷口。這個人，後來被證實，正是阿澤維多·班德拉。 （奧塔洛拉得知此事後，撕毀了那封信，他寧願一切都歸功於自己。）阿澤維多·班德拉雖然體格健壯，卻給人一種畸形的感覺；他的臉上總是帶著猶太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影子，彷彿近在咫尺；他的舉止中又像猴子和老虎；臉上的疤痕就像他濃濃的鬍鬚上一樣，只是他身上的黑色。

    這場爭吵是酒精作用下的錯覺還是幻覺，總之很快就結束了。奧塔洛拉和趕牛人喝了幾杯，然後陪他們去參加一個狂歡派對，之後又去了老城區的一棟大房子，這時太陽已經高懸在空中。在最後一個院子裡——那是一片泥地——男人們鋪行李準備睡覺。奧塔洛拉隱約地將今晚與前一晚作比較；現在他身處堅實的土地，身邊都是朋友。然而，他心中卻隱隱感到一絲遺憾，後悔自己沒有錯過布宜諾斯艾利斯。他一直睡到禱告時間，被那個醉酒後襲擊班德拉的鄉下人吵醒。 （奧塔洛拉回憶說，這人曾和其他人一起狂歡作樂，班德拉讓他坐在自己右邊，逼他繼續喝酒。）那人告訴他，老闆正在找他。阿澤維多·班德拉正在一間俯瞰入口大廳的辦公室裡等他（奧塔洛拉從未見過有側門的入口大廳），身邊跟著一個皮膚白皙、一臉傲慢的紅髮女人。班德拉稱讚了他，給他倒了一杯甘蔗酒，再次誇他看起來精神抖擻，並提議他和其他人一起北上，帶回一支隊伍。奧塔洛拉答應了；黎明時分，他們啟程前往塔誇倫博。

    奧塔洛拉的另一種生活就此開始，一種充滿漫長黎明和瀰漫著馬匹氣息的生活。這種生活對他來說是全新的，有時也殘酷無情，但它早已融入他的血液。正如其他民族的人們敬畏並感知大海一樣，我們（包括編織這些符號的人）也渴望著那片在我們蹄下迴響的無垠平原。奧塔洛拉在馬車夫和牧牛人的社區長大；不到一年，他就成了高喬人。他學會了騎馬、放牧、屠宰、使用套索和投石索，並學會如何抵禦睡眠、暴風雨、嚴寒和烈日，學會了用哨聲和吶喊驅趕牲畜。在那段學徒生涯中，他只見過阿澤維多·班德拉一次，但他卻對他印象深刻，因為成為班德拉家族的一員意味著受人尊敬和畏懼，而且，面對任何英勇事蹟，高喬人們都說班德拉做得更好。有人認為班德拉出生在庫阿雷姆河對岸的南里奧格蘭德州；那些本應削弱他的東西，卻以茂密的叢林、沼澤和縱橫交錯、近乎無盡的距離，暗中豐富了他的閱歷。奧塔洛拉漸漸明白，班德拉的生意五花八門，而走私是主要業務。當趕牛人如同僕人；奧塔洛拉卻立志成為走私犯。一天晚上，他的兩個同伴越過邊境，準備運送甘蔗返回；奧塔洛拉挑釁其中一人，將其刺傷，然後取而代之。他被野心和一種陰暗的忠誠所驅使。他心想，那傢伙最終會明白，我比他所有來自東方的手下加起來都更有價值。

    又過了一年，奧塔洛拉才回到蒙得維的亞。他們沿著河岸行進，穿過這座城市（在奧塔洛拉看來，這座城市非常大）；他們來到地主家；男人們把要辦的事都掛在後院。日子一天天過去，奧塔洛拉一直沒見到班德拉。他們憂心忡忡地說，他生病了；一個膚色黝黑的男人經常端著水壺和馬黛茶壺上樓去他的臥室。一天下午，他們把這項任務交給了奧塔洛拉。他感到有些屈辱，但也感到一絲滿足。

    臥室空蕩蕩的，光線昏暗。西邊有個陽台，一張長桌上堆滿了閃閃發光的鞭子、皮帶、槍枝和刀具，遠處有一面鏡子，映照出他黯淡的身影。班德拉仰躺著；他做夢，呻吟著；落日的餘暉映照著他。那張巨大的白色床似乎讓他顯得渺小而黯淡；奧塔洛拉注意到他灰白的頭髮、疲憊的身影、虛弱的體態，以及歲月留下的裂痕。他怒不可遏，竟然讓這個老頭掌權。他心想，只要一拳就能把他趕走。就在這時，他從鏡子裡看到有人進來。是那個紅髮女子；她衣衫不整，赤著腳，冷冷地打量著他。班德拉起身；一邊談論著牧場裡的事，一邊一杯接一杯地喝著馬黛茶，手指不時地撥弄著女人的辮子。最後，他允許奧塔洛拉離開。

    幾天后，他們接到命令北上。他們來到一個偏僻的牧場，就像無垠平原上的其他地方一樣。這裡既沒有樹木，也沒有溪流；只有清晨和傍晚的陽光照射著它。牛群被圈養在石砌的圍欄裡，它們瘦骨嶙峋，一無所有。這個破敗的地方名叫「嘆息」（El Suspiro）。

    奧塔洛拉無意中聽到牧場工人說班德拉很快就要從蒙得維的亞過來。他問為什麼；有人解釋說，有個外國高喬人想插手此事，權力過大。奧塔洛拉明白這是個玩笑，但這種玩笑竟然有人會說，他感到受寵若驚。後來他得知班德拉和一位政治大佬鬧翻了，對方撤回了對他的支持。他很高興聽到這個消息。

    一箱箱長槍運到了；一個銀壺和一個銀盆被送到了夫人的房間；幾幅精美的錦緞窗簾也送到了；一天早上，一個神情嚴肅、蓄著濃密鬍鬚、身披斗篷的騎馬人從山上走了過來。他名叫烏爾皮亞諾·蘇亞雷斯，是阿澤維多·班德拉的貼身保鑣。他很少說話，而且說話帶著濃重的巴西口音。奧塔洛拉不知該如何評價自己的冷漠，究竟是出於敵意、輕蔑，還是單純的野蠻。但他明白，為了實現他正在醞釀的計劃，他必須先贏得對方的友誼。

    這時，班傑明·奧塔洛拉出現了：一匹栗色駿馬，蹄尖和蹄角都是黑色的，由阿澤維多·班德拉從南方帶來，配有鍍銀馬鞍和虎皮鑲邊的鞍毯。這匹自由奔放的駿馬象徵著地主的權威，因此，這個年輕人對它垂涎不已，甚至帶著一種惡毒的渴望，對那位秀發閃亮的女子心生愛慕。女子、馬鞍和栗色駿馬，都是他一心想要摧毀的男人的象徵或形容詞。

    故事至此變得更加複雜和深刻。阿澤維多·班德拉精於循序漸進的恐嚇之術，擅長用撒旦般的伎倆，將真話與嘲諷巧妙結合，一點一點地羞辱對手；奧塔洛拉決心將這種模棱兩可的方法運用到他為自己設定的艱鉅任務中。他決心逐步取代阿澤維多·班德拉。在共同經歷危險的日子裡，他贏得了蘇亞雷斯的友誼。他向蘇亞雷斯吐露了自己的計劃；蘇亞雷斯承諾會提供幫助。之後發生了很多事，我只知道其中幾件。奧塔洛拉違抗了班德拉的命令；他經常忘記、糾正甚至推翻自己的命令。似乎整個宇宙都在跟他作對，加速事態的發展。一天下午，在塔誇倫博的田野裡，他與來自格蘭德河的人發生了一場槍戰；奧塔洛拉篡奪了班德拉的位置，指揮烏拉圭人。一顆子彈穿透了他的肩膀，但那天下午，奧塔洛拉騎著酋長的紅馬回到了埃爾蘇斯皮羅，那天下午，幾滴他的血染紅了老虎的皮毛，那天晚上，他與那位頭髮閃閃發光的女子同床共枕。其他版本則改變了這些事件的順序，並否認它們發生在同一天。

    然而，班德拉名義上始終是酋長。他所下達的命令無人執行；班傑明·奧塔洛拉出於慣例和憐憫，沒有動他。

    故事的最後一幕對應著1894年最後一個夜晚的喧囂。當晚，埃爾蘇斯皮羅的男人們享用新鮮宰殺的羊肉，暢飲著烈酒。有人不停地彈奏著節奏強勁的米隆加舞曲。在餐桌的主位，醉醺醺的奧塔洛拉（Otálora）高聲歡呼，狂熱的歌聲象徵著他無法抗拒的命運。班德拉（Bandeira）在喧鬧的人群中沉默不語，任由這喧囂的夜晚流淌。當十二聲鐘響時，他彷彿想起了什麼，起身輕輕敲響了女人的房門。她立刻開門，彷彿早已等待在那裡。她衣衫不整，赤著腳走了出來。領頭的人用一種變得陰柔而拖長的嗓音命令道：

    「既然你和那個布宜諾斯艾利斯人如此相愛，你就當著所有人的面吻他。」他補充了一個殘酷的細節。女人試圖反抗，但兩個男人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拉到奧塔洛拉身邊。她淚流滿面，親吻他的臉頰和胸膛。烏爾皮亞諾·蘇亞雷斯拔出了左輪手槍。臨死前，奧塔洛拉明白自己從一開始就被背叛了，他被判了死刑，他們讓他擁有愛、權力和勝利，是因為他們早已認定他已死，因為在班德拉眼裡，他早已死了。

    蘇亞雷斯幾乎是輕蔑地開槍了。 

El muerto - Jorge Luis Borges

 

    Que un hombre del suburbio de Buenos Aires, que un triste compadrito sin más virtud que la infatuación del coraje, se interne en los desiertos ecuestres de la frontera del Brasil y llegue a capitán de contrabandistas, parece de antemano imposible. A quienes lo entienden así, quiero contarles el destino de Benjamín Otálora, de quien acaso no perdura un recuerdo en el barrio de Balvanera y que murió en su ley, de un balazo, en los confines de Río Grande do Sul. Ignoro los detalles de su aventura; cuando me sean revelados, he de rectificar y ampliar estas páginas. Por ahora, este resumen puede ser útil.

    Benjamín Otálora cuenta, hacia 1891, diecinueve años. Es un mocetón de frente mezquina, de sinceros ojos claros, de reciedumbre vasca; una puñalada feliz le ha revelado que es un hombre valiente; no lo inquieta la muerte de su contrario, tampoco la inmediata necesidad de huir de la República. El caudillo de la parroquia le da una carta para un tal Azevedo Bandeira, del Uruguay. Otálora se embarca, la travesía es tormentosa y crujiente; al otro día, vaga por las calles de Montevideo, con inconfesada y tal vez ignorada tristeza. No da con Azevedo Bandeira; hacia la medianoche, en un almacén del Paso del Molino, asiste a un altercado entre unos troperos. Un cuchillo relumbra; Otálora no sabe de qué lado está la razón, pero lo atrae el puro sabor del peligro, como a otros la baraja o la música. Para, en el entrevero, una puñalada baja que un peón le tira a un hombre de galera oscura y de poncho. Éste, después, resulta ser Azevedo Bandeira. (Otálora, al saberlo, rompe la carta, porque prefiere debérselo todo a sí mismo.) Azevedo Bandeira da, aunque fornido, la injustificable impresión de ser contrahecho; en su rostro, siempre demasiado cercano, están el judío, el negro y el indio; en su empaque, el mono y el tigre; la cicatriz que le atraviesa la cara es un adorno más, como el negro bigote cerdoso.

    Proyección o error del alcohol, el altercado cesa con la misma rapidez con que se produjo. Otálora bebe con los troperos y luego los acompaña a una farra y luego a un caserón en la Ciudad Vieja, ya con el sol bien alto. En el último patio, que es de tierra, los hombres tienden su recado para dormir. Oscuramente, Otálora compara esa noche con la anterior; ahora ya pisa tierra firme, entre amigos. Lo inquieta algún remordimiento, eso sí, de no extrañar a Buenos Aires. Duerme hasta la oración, cuando lo despierta el paisano que agredió, borracho, a Bandeira. (Otálora recuerda que ese hombre ha compartido con los otros la noche de tumulto y de júbilo y que Bandeira lo sentó a su derecha y lo obligó a seguir bebiendo.) El hombre le dice que el patrón lo manda buscar. En una suerte de escritorio que da al zaguán (Otálora nunca ha visto un zaguán con puertas laterales) está esperándolo Azevedo Bandeira, con una clara y desdeñosa mujer de pelo colorado. Bandeira lo pondera, le ofrece una copa de caña, le repite que le está pareciendo un hombre animoso, le propone ir al Norte con los demás a traer una tropa. Otálora acepta; hacia la madrugada están en camino, rumbo a Tacuarembó.

    Empieza entonces para Otálora una vida distinta, una vida de vastos amaneceres y de jornadas que tienen el olor del caballo. Esa vida es nueva para él, y a veces atroz, pero ya está en su sangre, porque lo mismo que los hombres de otras naciones veneran y presienten el mar, así nosotros (también el hombre que entreteje estos símbolos) ansiamos la llanura inagotable que resuena bajo los cascos. Otálora se ha criado en los barrios del carrero y del cuarteador; antes de un año se hace gaucho. Aprende a jinetear, a entropillar la hacienda, a carnear, a manejar el lazo que sujeta y las boleadoras que tumban, a resistir el sueño, las tormentas, las heladas y el sol, a arrear con el silbido y el grito. Sólo una vez, durante ese tiempo de aprendizaje, ve a Azevedo Bandeira, pero lo tiene muy presente, porque ser hombre de Bandeira es ser considerado y temido, y porque, ante cualquier hombrada, los gauchos dicen que Bandeira lo hace mejor. Alguien opina que Bandeira nació del otro lado del Cuareim, en Rio Grande do Sul; eso, que debería rebajarlo, oscuramente lo enriquece de selvas populosas, de ciénagas, de inextricable y casi infinitas distancias. Gradualmente, Otálora entiende que los negocios de Bandeira son múltiples y que el principal es el contrabando. Ser tropero es ser un sirviente; Otálora se propone ascender a contrabandista. Dos de los compañeros, una noche, cruzarán la frontera para volver con unas partidas de caña; Otálora provoca a uno de ellos, lo hiere y toma su lugar. Lo mueve la ambición y también una oscura fidelidad. Que el hombre (piensa) acabe por entender que yo valgo más que todos sus orientales juntos.

    Otro año pasa antes que Otálora regrese a Montevideo. Recorren las orillas, la ciudad (que a Otálora le parece muy grande); llegan a casa del patrón; los hombres tienden los recados en el último patio. Pasan los días y Otálora no ha visto a Bandeira. Dicen, con temor, que está enfermo; un moreno suele subir a su dormitorio con la caldera y con el mate. Una tarde, le encomiendan a Otálora esa tarea. Éste se siente vagamente humillado, pero satisfecho también.

    El dormitorio es desmantelado y oscuro. Hay un balcón que mira al poniente, hay una larga mesa con un resplandeciente desorden de taleros, de arreadores, de cintos, de armas de fuego y de armas blancas, hay un remoto espejo que tiene la luna empañada. Bandeira yace boca arriba; sueña y se queja; una vehemencia de sol último lo define. El vasto lecho blanco parece disminuirlo y oscurecerlo; Otálora nota las canas, la fatiga, la flojedad, las grietas de los años. Lo subleva que los esté mandando ese viejo. Piensa que un golpe bastaría para dar cuenta de él. En eso, ve en el espejo que alguien ha entrado. Es la mujer de pelo rojo; está a medio vestir y descalza y lo observa con fría curiosidad. Bandeira se incorpora; mientras habla de cosas de la campaña y despacha mate tras mate, sus dedos juegan con las trenzas de la mujer. Al fin, le da licencia a Otálora para irse.

    Días después, les llega la orden de ir al Norte. Arriban a una estancia perdida, que está como en cualquier lugar de la interminable llanura. Ni árboles ni un arroyo la alegran, el primer sol y el último la golpean. Hay corrales de piedra para la hacienda, que es guampuda y menesterosa. El Suspiro se llama ese pobre establecimiento.

    Otálora oye en rueda de peones que Bandeira no tardará en llegar de Montevideo. Pregunta por qué; alguien aclara que hay un forastero agauchado que está queriendo mandar demasiado. Otálora comprende que es una broma, pero le halaga que esa broma ya sea posible. Averigua, después, que Bandeira se ha enemistado con uno de los jefes políticos y que éste le ha retirado su apoyo. Le gusta esa noticia.

    Llegan cajones de armas largas; llegan una jarra y una palangana de plata para el aposento de la mujer; llegan cortinas de intrincado damasco; llega de las cuchillas, una mañana, un jinete sombrío, de barba cerrada y de poncho. Se llama Ulpiano Suárez y es el capanga o guardaespaldas de Azevedo Bandeira. Habla muy poco y de una manera abrasilerada. Otálora no sabe si atribuir su reserva a hostilidad, a desdén o a mera barbarie. Sabe, eso sí, que para el plan que está maquinando tiene que ganar su amistad.

    Entra después en el destino de Benjamín Otálora un colorado cabos negros que trae del sur Azevedo Bandeira y que luce apero chapeado y carona con bordes de piel de tigre. Ese caballo liberal es un símbolo de la autoridad del patrón y por eso lo codicia el muchacho, que llega también a desear, con deseo rencoroso, a la mujer de pelo resplandeciente. La mujer, el apero y el colorado son atributos o adjetivos de un hombre que él aspira a destruir.

    Aquí la historia se complica y se ahonda. Azevedo Bandeira es diestro en el arte de la intimidación progresiva, en la satánica maniobra de humillar al interlocutor gradualmente, combinando veras y burlas; Otálora resuelve aplicar ese método ambiguo a la dura tarea que se propone. Resuelve suplantar, lentamente, a Azevedo Bandeira. Logra, en jornadas de peligro común, la amistad de Suárez. Le confía su plan; Suárez le promete su ayuda. Muchas cosas van aconteciendo después, de las que sé unas pocas. Otálora no obedece a Bandeira; da en olvidar, en corregir, en invertir sus órdenes. El universo parece conspirar con él y apresura los hechos. Un mediodía, ocurre en campos de Tacuarembó un tiroteo con gente riograndense; Otálora usurpa el lugar de Bandeira y manda a los orientales. Le atraviesa el hombro una bala, pero esa tarde Otálora regresa al Suspiro en el colorado del jefe y esa tarde unas gotas de su sangre manchan la piel de tigre y esa noche duerme con la mujer de pelo reluciente. Otras versiones cambian el orden de estos hechos y niegan que hayan ocurrido en un solo día.

    Bandeira, sin embargo, siempre es nominalmente el jefe. Da órdenes que no se ejecutan; Benjamín Otálora no lo toca, por una mezcla de rutina y de lástima.

    La última escena de la historia corresponde a la agitación de la última noche de 1894. Esa noche, los hombres del Suspiro comen cordero recién carneado y beben un alcohol pendenciero. Alguien infinitamente rasguea una trabajosa milonga. En la cabecera de la mesa, Otálora, borracho, erige exultación sobre exultación, júbilo sobre júbilo; esa torre de vértigo es un símbolo de su irresistible destino. Bandeira, taciturno entre los que gritan, deja que fluya clamorosa la noche. Cuando las doce campanadas resuenan, se levanta como quien recuerda una obligación. Se levanta y golpea con suavidad a la puerta de la mujer. Ésta le abre en seguida, como si esperara el llamado. Sale a medio vestir y descalza. Con una voz que se afemina y se arrastra, el jefe le ordena:

    -Ya que vos y el porteño se quieren tanto, ahora mismo le vas a dar un beso a vista de todos.

    Agrega una circunstancia brutal. La mujer quiere resistir, pero dos hombres la han tomado del brazo y la echan sobre Otálora. Arrasada en lágrimas, le besa la cara y el pecho. Ulpiano Suárez ha empuñado el revólver. Otálora comprende, antes de morir, que desde el principio lo han traicionado, que ha sido condenado a muerte, que le han permitido el amor, el mando y el triunfo, porque ya lo daban por muerto, porque para Bandeira ya estaba muerto.

    Suárez, casi con desdén, hace fuego.

 

白色石頭上的黑色石頭

By César Vallejo

Translated By Rebecca Seiferle

我在巴黎經歷過一場暴雨，

在某個我記得的日子，

我在巴黎——我毫不猶豫——

也許是在秋天的某個星期四，就像今天這樣。

    今天是星期四，就是因為今天是星期四，當我寫下這些詩句時，

我的心情很壞，

尤其是今天，前所未有地壞，因此我轉身，

走我的路，只為了看到自己孤單一個人。

譯者注：

塞薩爾‧巴列霍死了；人們不停地打他，

幾乎每個人，即使他什麼也沒做，

 

人們還是用棍棒狠狠地打他，

用繩子抽打他；見證者是

星期四的日子和肱骨，

孤獨，雨水，道路…

塞薩爾‧巴列霍簡介

 

 

    塞薩爾‧巴列霍(1892—1938)是一位秘魯詩人，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巴黎和西班牙生活。他的作品深深植根於他的歐洲、秘魯和原住民文化遺產，並日益被公認為對全球現代主義有重要貢獻。巴列霍有時被稱為超現實主義詩人。正如伊迪絲·格羅斯曼在《洛杉磯時報書評》中所寫：「巴列霍為西班牙語創造了一種震撼人心的詩歌語言，徹底改變了其意象的形態和節奏的本質……巴列霍開創了一種新的話語體系，以此表達他對人類苦難的切膚之痛。」「他以尖銳的目光審視世界，眼中充滿憤怒、痛苦、恐懼和憐憫……作為一位充滿激情、悲愴的詩人，他哀悼我們道德純真的喪失，並為世間種種不公而感到絕望。」巴列霍的悲憫之心源於他自身痛苦的經歷：他曾是特魯希略監獄的囚犯，作為一名流亡的政治活動家，以及親歷了毀滅性的內戰。他也飽受貧困和慢性疾病的折磨，最後於1938年去世。

    巴列霍生前雖有作品發表，但去世時仍留下數百頁的文字、散文和戲劇作品，其中許多作品在他去世後才得以出版。他的詩集包括《黑使者》（Los herald negros，1918）和《特里爾塞》（Trilce，1922），戲劇《疲憊的石頭》（La piedra cansada，1927），散文作品包括他的俄羅斯遊記《1931年的俄羅斯詩》（Rusia en 1931，1931年的俄羅斯詩集（Rusia en 1931） barbarie，1939）和《人間詩》（Poemas humanos，1939）等。瓦列霍的《全集：雙語版》於2007年由克萊頓‧艾許勒曼翻譯出版。

    瓦列霍出生於安地斯山脈北部的一個小村莊聖地亞哥‧德‧丘科。他從小信奉天主教，並被鼓勵成為一名神父，但他發現自己無法遵守獨身的要求。他的家庭關係一直穩固而親密。他曾經一度在他父親的公證處任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母親的友誼是他生命中一股強大的支撐力量，直到她於1923年去世（有些資料顯示為1918年）。在他的第一本詩集《黑信使》（Los heraldos negros）中，早期的詩作描繪了巴列霍在特魯希略和利馬（他在那裡學習醫學、文學和法律）時，面對城市生活的艱辛而感到困惑。接觸到馬克思、達爾文和理性主義哲學家的思想後，巴列霍感到他從小接受的信仰已不再適用。他與其他知識分子一起，積極地研究前哥倫布時期的文化遺產，並對本國土著居民的苦難深感痛心。當他敬愛的父母不知為什麼與他斷絕關係時，他無法理解，因而試圖自殺。

    在《秘魯詩人：疏離與超現實的追尋》一書中，詹姆斯‧希金斯總結了巴列霍「抵達…」因此，利馬之行標誌著他正式進入一個看似荒謬無意義的世界，而這個世界的意義對他來說卻難以理解。無法取代失去的家人，巴列霍在城市中感到孤立無援，他所遭受的苦難似乎毫無意義，這成為他反覆出現的主題。

    《黑使者》中的詩歌，如同當時大多數拉丁美洲詩歌一樣，遵循著現代主義運動的慣例。正如D.P.加拉格爾在《現代拉丁美洲文學》中解釋的那樣，現代主義者強調語言的旋律性；巴列霍打破了禁忌，在描繪這種風格常見的優美風景的文字中加入情色的歌詞。現代主義詩人萊奧波爾多·盧戈內斯和胡利奧‧埃雷拉‧伊‧雷西格對年輕的巴列霍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們都是運用強烈而出人意料的意象的大師，他們的詩歌擺脫了許多現代主義詩歌中常見的疲憊模仿的陳腐氣息，」加拉格爾評論道。在《黑使者》的結尾，巴列霍在「家之歌」部分表達了自己的心聲。這些憂慮貫穿了他的一生，成為他詩歌的主要主題：他哀嘆自己孤兒的身份，對殘酷的現實毫無準備，在這個連上帝似乎都無能為力的世界裡，他顯得茫然無措。此外，這些詩歌中強烈的個人表達和獨特的語言風格表明，瓦列霍已經擺脫了對傳統文學模式的依賴，正如加拉格爾所指出的，他找到了一種比他的現代主義導師更注重詩歌社會意義的原創聲音。

在特魯希略和利馬生活數年後，巴列霍於1920年回到故鄉，並捲入了一場政治暴動，期間鎮上的雜貨店被燒毀。他被指控煽動衝突，並被監禁三個月。母親的過世，加上獄中的孤獨和殘酷，對他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這段經歷成為他多首詩的主題，它加深了他對世界殘酷無情的信念，以及面對這種殘酷時的無力感，」希金斯在《秘魯文學史》中寫道。因此，他在獄中創作的詩（收錄於《特里爾塞》）與《黑人使者》中田園詩般的詩歌截然不同。

    《特里爾塞》比巴列霍的第一本詩集更晦澀難懂、更加強烈、也更獨創。詩中摒棄了所有華麗的辭藻，直白地傳達了詩人內心深處的迫切感受，他吶喊著自己所遭受的苦難似乎毫無意義。 Trilce 引入了扭曲的句法，使 Vallejo 能夠超越既定的語言慣例的限制，創造出一種真正反映他自身經驗的語言。在《秘魯文學史》中，希金斯列舉了巴列霍的語言特色：「巴列霍大膽地運用詩行停頓，常常使冠詞、連詞甚至詞綴懸於行尾，從而顛覆了讀者的預期；他頻繁使用生硬的音節來打破一般節奏；他運用拗口的頭韻，如同繞口令，如同繞口令。

    巴列霍扭曲的句法並非僅僅是一種文學表演；它是『揭示先前隱藏在其華麗外表之下的真我』的必要手段。 」 「這一發現並不令人愉悅，詩歌中的喧囂也因此使其顯得咄咄逼人而非優美，」加拉格爾評論道。夠表達「關於人類議題——而瓦列霍而言，這是一種工具——似乎是唯一可能的工具——用來直面複雜性，直面身陷其中的自我以及映照於自我的世界。可以說，這是對兩種需求的回應：一種是為飽受苦難的西班牙注入靈魂的詩歌，另一種是不會將願望當作真理的詩歌。 」加拉格爾認為，巴列霍「或許是第一位意識到，在拉丁美洲，文學必須在語言的探索中找到自身定位的作家。幾個世紀以來，文字的惡名更在於它所掩蓋的真相，而非它所揭示的真相；所謂『優美』的文字，純粹的華麗辭藻，不過是一種掩蓋真相的手段，掩蓋著你根本不敢真正表達任何內容的事實。 」

    這種表象將巴列霍與真實的自我隔離開來，他努力透過寫作來打破這些束縛。這點在《特里爾塞》中體現得最為明顯，詩人將自己的囚禁視為人類與一切限制抗爭的象徵。例如，對巴列霍而言，西班牙內戰指向了人類更宏大的鬥爭，正如他在《人詩集》中所言，這是個人與其超越慾望之間一場命中註定的衝突。「對巴列霍來說，戰爭不僅僅是一場政治事件，」加拉格爾指出，「它更是熵增的另一個側面，是我們所見的統一的瓦解。」甚至在他自己的身體裡也觀察到了這一點。 」

    巴列霍意識到，除了顯而易見的政府、社會和文化的約束之外，人類仍然被時間、空間和自身的生理局限所禁錮。希金斯在《秘魯詩人》一書中寫道，巴列霍後期的詩作一再抱怨「詩人精神追求因肉體的限製而受挫」。讓·弗朗哥在《塞薩爾·巴列霍：詩歌與沉默的辯證法》一書中指出，詩人對自由的渴望似乎被一種無法逃避的生物決定論所阻撓。希金斯進一步闡述道：「儘管他的精神為他描繪了一幅更高層次生活的願景，但飢餓和疾病的經歷讓他深刻地意識到，他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最基本的層面之上的，通過他那脆弱、衰敗的軀體來實現的，這軀體不斷地索取著滿足慾望的需求，並在疾病和衰老的影響下又一次地崩潰。」

    巴列霍是一位態度矛盾的馬克思主義者。加拉格爾寫道：「在《人詩集》和《西班牙，遠離我的這片土地》中，巴列霍將共產主義視為……一種模糊的、逃離現實世界的途徑，而這個世界仍然像特里爾塞的世界一樣，被封閉的邊界所束縛。」希金斯在《人詩集》中發現，巴列霍有時無法接受共產主義的理想主義投入的人的理想主義。西班牙內戰期間，他移居西班牙，從事新聞工作，並支持朋友保衛西班牙共和國。同時，巴列霍也欽佩那些為改善窮人生活而獻出生命的活動家們之間所建立的兄弟情誼。

    1938年巴列霍去世後，他的遺孀喬治特‧德‧巴列霍挑選了一些詩歌，彙編成《人詩集》出版。書中的詩歌以高度個人化的語言寫成。例如，瓦列霍用一種扭曲而強烈的語言，結合自身獨特的經歷，表達了人們普遍的苦難。其次，加拉格爾認為，瓦列霍的用詞常常「離經叛道」或偏離中心，以此來呼應當代經驗的曖昧性。在瓦列霍的詩中，事物和事件並非象徵性的；它們沒有明顯的因果關係，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和事件背後似乎並無意義。同時，這些詩又縈繞著一種恐懼：意義確實存在，但人類卻無法掌握它。正如瓦列霍在《人詩集》（Poemas humanos）中所寫，如果人類的“先驗」之爭是“無法估量的」，那麼它也必然超越了語言的範疇。瓦列霍獨特的語言風格，正是他個人危機的自然延伸。

    儘管巴列霍生前鮮少獲得評論界的讚譽，但希金斯在《秘魯文學史》中總結道，他最終「被公認為世界級藝術家，不僅是秘魯最偉大的詩人，也是整個西班牙語美洲最偉大的詩人」。加拉格爾總結道：「在拉丁美洲，沒有哪位詩人能像巴列霍那樣……留下如此始終如一的個人語言，也沒有哪位詩人能像他那樣對自己如此嚴苛。在他成熟的作品中，他為我們留下了一個奇特而微妙、充滿威脅的世界。」巴列霍將因其發現了一種獨特的詩歌語言而被人們銘記，這種語言所表達了對他的內在混亂的意識和精神的情緒情緒所表達。佛朗哥評論說，對巴列霍而言，運用這種語言是一種至關重要的自由實踐：「巴列霍深知，人每使用一個機械的詞語和動作，都會助長自身的毀滅和囚禁。他作為詩人的偉大成就，在於他打破了那種既是慰藉又是絕望標誌的流暢文字，使每一首詩都成為一種意識的表達，在於他打破了那種既是慰藉又是絕望標誌的行動先驅，使每一首詩都成為一種意識的表達，在於他包含著對困難的先驅。《紐約時報書評》撰稿人亞歷山大。科爾曼指出，巴列霍是西班牙語文學中「真實性和強度的標桿」，他為後世詩人開闢了道路，留下了」一種乾淨利落、明亮而棱角分明的語言，一種適合普通大眾使用的語言」。

認同你在意的事情——塞薩爾·巴列霍

認同你在意的事情——塞薩爾·巴列霍

 

    某些東西將你與離你而去的人連結起來，那就是共同擁有的回歸能力：因此，你最大的悲傷也源自於此。

    某些事物將你與留在你身邊的人分開，那就是共同承受離別的奴役：因此，你最微不足道的快樂也源自於此。

    如此，我既面向集體個體，也面向個體群體，以及那些介於兩者之間，或跟隨邊界的節奏行進，或只是在世界邊緣默默地走著的人。

    某種通常中立的、不可阻擋的中立之物，橫亙在竊賊和受害者之間。同樣，在外科醫生和病人之間，我們也能看到這種現象。一輪可怕的新月，凸起而充滿陽剛之氣，庇護著他們。因為被偷之物也有其冷漠的重量，而手術過的器官也有其悲傷的脂肪。

    世上還有什麼比快樂的人不可能不快樂，好人不可能作惡更絕望的呢？

    離開！留下！返回！離去！社會運作的全部機制都包含在這幾個字裡。

 

    某些東西將你與離你而去的人連結起來，那就是共同擁有的回歸能力：因此，你最大的悲傷也源自於此。

    某些事物將你與留在你身邊的人分開，那就是共同承受離別的奴役：因此，你最微不足道的快樂也源自於此。

    如此，我既面向集體個體，也面向個體群體，以及那些介於兩者之間，或跟隨邊界的節奏行進，或只是在世界邊緣默默地走著的人。

    某種通常中立的、不可阻擋的中立之物，橫亙在竊賊和受害者之間。同樣，在外科醫生和病人之間，我們也能看到這種現象。一輪可怕的新月，凸起而充滿陽剛之氣，庇護著他們。因為被偷之物也有其冷漠的重量，而手術過的器官也有其悲傷的脂肪。

    世上還有什麼比快樂的人不可能不快樂，好人不可能作惡更絕望的呢？

    離開！留下！返回！離去！社會運作的全部機制都包含在這幾個字裡。 

Algo te identifica - César Vallejo

 

    Algo te identifica con el que se aleja de ti, y es la facultad común de volver: de ahí tu más grande pesadumbre.

    Algo te separa del que se queda contigo, y es la esclavitud común de partir: de ahí tus más nimios regocijos.

    Me dirijo, en esta forma, a las individualidades colectivas, tanto como a las colectividades individuales y a los que, entre unas y otras, yacen marchando al son de las fronteras o, simplemente, marcan el paso inmóvil en el borde del mundo.

    Algo típicamente neutro, de inexorablemente neutro, interpónese entre el ladrón y su víctima. Esto, así mismo, puede discernirse tratándose del cirujano y del paciente. Horrible medialuna, convexa y solar, cobija a unos y otros. Porque el objeto hurtado tiene también su peso indiferente, y el órgano intervenido, también su grasa triste.

    ¿Qué hay de más desesperante en la tierra, que la imposibilidad en que se halla el hombre feliz de ser infortunado y el hombre bueno, de ser malvado?

    ¡Alejarse! ¡Quedarse! ¡Volver! ¡Partir! Toda la mecánica social cabe en estas palabras.

詩 渴望 - 胡安娜·德·伊巴爾布魯作

 

La sed - Juana de Ibarbourou

渴望 - 胡安娜·德·伊巴爾布魯

 

Tu beso fue en mis labios

De un dulzor refrescante.

Sensación de agua viva y moras negras

Me dió tu boca amante.

 

你吻我的唇，

是清爽的甜蜜。

如同活水與黑莓的滋味。

是你溫柔的唇賜給我的。

 

Cansada me acosté sobre los pastos

Con tu brazo tendido, por apoyo.

Y me cayó tu beso entre los labios.

Como un fruto maduro de la selva

 

疲憊的我躺在草地上，

你伸出手臂支撐著我。

你的吻落在我的唇間。

如同叢林中成熟的果實。

奎吉 梶井基次郎

 

奎吉

梶井基次郎

 

    「我終於到了要向弟弟借錢的地步了。」圭吉心想，他那熟悉的盲目慾望再次湧上心頭——一旦這個念頭萌生，除非他體驗到最終會悔恨，否則絕不罷休。

    對他而言，如果事情繼續這樣下去，那醜陋的慾望必將佔上風。他也曾暗自預料到這一點，便開始壓抑任何抵抗的意志。

    他現在迫切需要錢。然而，在他周圍，沒有任何正當的途徑可以獲得。

     他的父母不允許他擁有金錢。對於他這樣的性格而言，圭吉之所以會陷入這種困境，是一系列事件不可避免的結果。

    他連續兩次考試不及格，結果被他之前就讀的高中開除。

    那些與一切美德背道而馳的慾望，再次徹底摧毀了他那卑鄙的意志。他的意志，忠於自己的理想和父母的意願，卻又如此軟弱。每次犯錯，他都後悔不已，咒罵連連。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放蕩不羈，卻愈演愈烈。最終，他被拖入了深淵——於是，他被學校開除了。

    「你父親這次真的生氣了，」圭吉的母親對他說，「我已經告訴過你，在你改過自新之前，我不會給你零用錢，所以你要做好心理準備。還有，好好想想你的未來，因為我們不打算再送你上學了。」然而，圭吉卻無法回答「是」。但他身無分文的生活仍在繼續。

    然而，他開始渴望金錢。每天，他都會出門散步，逃離家中令人窒息的氛圍。但身無分文地走在街上，只會加深他的憂鬱。

    今天，大約是他人生的第二十天，他除了錢以外什麼都煩惱不已。他找不到任何東西可以賣掉或典當。就算他手上有點錢，也拿不出哪怕一枚五十仙的銀幣。當他最終得知哥哥的積蓄時，他再也無法忍受了。

    這難道就是圭吉屈服於慾望時，即使內心否認這是極其卑鄙的行為時，那種感覺嗎？無論如何，圭吉當時確實經歷了一種奇怪的感覺。那隻是一種感覺，似乎並沒有什麼特定的意圖在起作用，但我認為，即便無意識，其中也蘊含著一個人想要掩蓋自身卑鄙本性的意志。事實上，這證明他可以這樣安慰自己：「如果我至少能有這種感覺，那麼我就不是真的卑鄙無恥。」

    就在津野圭吉即將做出那件令人難以忍受的痛苦之事時，一個念頭突然閃過他的腦海：（我真的要這麼做。）——彷彿第二個圭吉就在那裡，默默地執行著這一切，而真正的圭吉則在一旁冷眼旁觀。他的弟弟莊之助是父親情婦所生的兒子。那名女子在莊之助約十歲時過世，父親將他帶回家，希望他能盡快獨立，以便將來能贍養祖母。

    然而，人無完人，這個家庭也從未達到父親所設想的和諧。每個人都常常感到自身的限制和不足。最終，承受痛苦最多的還是莊之助。

    莊之助小學畢業不久，曾在父親一位熟人的店裡短暫地當過學徒。然而，他體弱多病，自己也不太喜歡這樣。父親心疼他，便讓他待在家中，給他穿上一件藏藍色和服，讓他玩耍。突然，圭吉靈機一動：向莊之助借錢。

    莊之助最近從他當學徒的店主那裡得到了一筆錢。因此，他的積蓄如今已是他和祖母夢寐以求的那種。

    圭吉自己也不願意動用這筆積蓄。而且，圭吉知道，他向弟弟提出這個請求，很可能會遭到弟弟的鄙視，因為他一直以來都對弟弟非常自私和克制。圭吉為此感到難過。但此刻，圭吉對金錢的渴望如此強烈，以至於他根本不在乎手段。他的慾望與日俱增，幾乎要將他的良心壓垮。他感到無比沉重，彷彿身處某種難以理解的境地。但很快，這種渴望便佔了上風。就在這時，圭吉想著另一個圭吉在一旁看著他這副醜態，甚至聽到了自己的聲音，於是他喊道：「餵，莊之助，過來一下。」

    他覺得自己的聲音聽起來極度不耐煩，帶著一絲慍怒。

    莊之助正全神貫注地看著雜誌，在哥哥的注視下坐了起來，但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雜誌。每當他與哥哥惱怒的目光相遇，他都會強顏歡笑，試圖安撫哥哥。

    然而，如果有什麼事需要他幫忙，那笑容就會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不耐煩的表情，他會突然說道：「把報紙拿過來。」而圭吉每次與莊之助的目光相遇，幾乎都會下意識地避開。圭吉感覺自己彷彿被困在某種朦朧不安的情緒中。然而，他努力保持面無表情，不讓自己的脆弱顯露出來。

    「你能從你的積蓄裡借點錢嗎？我突然需要用錢，但我媽媽現在不在家。」

    話音剛落，他之前那種扭曲的感覺（覺得這種事真的會發生）就完全消失了。

    翔之助像舞台上的角色說著什麼話似的，目光移開，點了點頭，應了一聲「啊」。可惜的是，圭吉還是注意到了翔之助臉上那一抹微笑背後隱藏的溫柔，那似乎是在安慰他。

    他不禁想到，自己每次膽怯地向別人借錢時，那種害怕被拒絕的尷尬表情，是不是也出賣了他，浮現在眼前了。他懷疑翔之助看到了他的痛苦，也察覺到了，所以才擺出一副溫柔的表情。然而，他卻覺得翔之助的表情傲慢又令人厭惡。

     「原來你把存摺和印章都藏起來了？那你趕緊去拿五日元。要是被發現了會很麻煩，所以在我歸還之前千萬別告訴任何人。明白嗎？作為交換，我歸還的時候會給你六日元。」

    圭吉露出了他最後一點醜陋的真面目。但他還是忍不住想讓他閉嘴。

    莊之助聽著，點了點頭，但最終，彷彿是為了打破這尷尬的局面，他說：

    「我並不指望你白白歸還，但如果你真的歸還了……」

    圭吉被哥哥這番幾乎過於坦誠的話徹底驚呆了。他為自己無意間提及那筆可恥的利息而感到無比羞愧。即便他想還錢，也得等父親給他才行；即便他真的得到了父親的錢，也無法立刻償還。考慮到他自身的性格──除非閉上眼睛麻痺自己，否則他根本不會捨得花掉這筆錢──莊之助的話真是一針見血。

    莊之助離開後，他感覺自己彷彿昏昏欲睡，暫時忘卻了這令人難以忍受的處境，但不斷積聚的厭惡感卻愈發強烈，讓他難以忍受。奇怪的是，他竟然吐了吐舌頭。然後，他模仿跳舞的動作，低聲嘟囔著「我做到了，我做到了！」。但即便如此，他還是覺得不夠。最後，圭吉使勁地皺起眉頭，發出「呃」的一聲。情況依然糟糕透了。他似乎從臉部肌肉的抽搐中找到了某種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