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來的靈魂
伊迪絲華頓 (1862-1937)
當火車離開波隆那時，他們的車廂裡擠滿了人；但過了米蘭的第一站，他們唯一的同伴——一位舉止文雅、用手提包吃蒜的紳士——鞠躬告別了他那滿是麵包屑的座位。
莉迪亞遺憾地望著他那閃亮的寬幅布料背影，直到他消失在車站周圍熙熙攘攘的拉客人和出租車司機之中；然後她瞥了一眼加內特，發現他眼中也帶著同樣的遺憾。他們都為獨自一人感到難過。
「出發！」列車員大喊。車廂震動了一下，車門砰地一聲關上；一個服務員端著一盤硬邦邦的三明治沿著站台跑過來；一個遲到的搬運工把一捆披肩和樂隊演出用的盒子扔進一節三等車廂；列車員又簡短地喊了一聲「出發！」，表明他第一次喊話只是轟客套車站；
道路方向變了，一束陽光穿過沾滿灰塵的紅色天鵝絨座椅，照進莉迪亞的角落。加內特沒有註意到。他正沉浸在他的《巴黎歌劇》中，而莉迪亞則不得不拉起或放下遠處車窗的遮陽簾。在他們悠閒時光的廣闊天地中，這樣的小插曲顯得格外醒目。
放下遮陽簾後，莉迪亞坐了下來，與加內特之間隔著整整一個車廂。最終，他想念起她，抬起頭來。
「我躲到陰涼處去了，」她趕緊解釋。
他好奇地看著她：陽光透過陰涼處照在她身上。
「好吧，」他愉快地說，一邊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煙盒，一邊又問：“你不介意吧？”
這讓她感到一絲輕鬆，彷彿在暗示，如果他也能抽煙，那她緊張的心情也隨之放鬆下來！然而，這種輕鬆只是暫時的。她對吸菸者的了解有限（她先生不贊成她吸菸），但她從一些傳聞中得知，男人有時抽煙是為了逃避現實；雪茄對男人來說，或許就等於關上窗戶、頭痛一樣。加內特抽了一兩口後，又繼續看書。
正如她所預料的那樣，他跟她一樣，不敢多說話。他們處境的不幸之一，就是他們從來不忙到需要，甚至沒有理由推遲那些令人不快的討論。如果他們迴避某個問題，那一定是……真令人不快。他們有無限的閒暇時間和充沛的精力，可以投入任何話題；事實上，新的話題反而成了稀少品。莉迪亞有時會預感到，未來會有一個飢荒般的時期，那時他們將無話可說。她已經發現自己正在一點一點地吐露那些原本在他們最初坦誠相待時，她會一口氣傾吐給他的秘密。因此，他們的沉默或許只意味著他們無話可說；但他們處境的另一個弊端在於，它給了他們無限的機會去歸類那些細微的差別。莉迪亞已經學會了區分真正的沉默和人為的沉默；在加內特的沉默之下，她現在察覺到了一種低語，而她自己的思緒也對此做出了急促的回應。
他們之間有那東西橫亙，還能有什麼別的狀況呢？她抬頭看了看頭頂的架子。那東西就在那裡，在她的梳妝包裡，象徵性地懸在她和他的頭頂上方。他現在正在想著它，就像她一樣；自從他們上了火車，他們就一直在同時想著它。當車廂裡坐著其他人時，他們還在想著其他的事。旅伴們曾將她與他的思緒隔絕開來；但如今，當她與他獨處時，她卻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內心的掙扎；她幾乎能聽到他正在斟酌該對她說些什麼。
那天早上，當他們離開博洛尼亞的旅館時，一個看似普通的信封和其他信件一起送到了她手中。當她撕開信封時，正和加內特因為當地旅遊指南的拙劣之處而開懷大笑——最近，他們似乎已經習慣了在旅途中尋找這種小小的笑料。即便展開文件後，她也以為這只是一份無關緊要的商務文件，需要她簽字，目光漫不經心地掃過那蜿蜒曲折的前言，直到一個字讓她瞬間清醒：離婚。它像一道無法逾越的屏障，橫亙在她丈夫和她的名字之間。
當然，她早有準備，就像人們常說健康的人會為死亡做好準備一樣——他們知道死亡終將到來，卻絲毫沒有期待它真的會發生。她從一開始就知道蒂洛森打算跟她離婚，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在那段如釋重負的最初日子裡，除了她獲得了自由之外，其他一切都不重要；而且（她漸漸意識到）自由讓她擺脫了蒂洛森，更重要的是，自由讓她遇到了加內特。這個發現讓她很不自在。她寧願相信蒂洛森本身就包含了她離開他的所有理由；而他所代表的那些理由似乎已經足夠充分，無需任何補充。然而，直到遇見加內特，她才真正離開他。正是對加內特的愛，才使得與蒂洛森的生活如此貧瘠而殘缺。如果說她一開始就沒把婚姻視為徹底放棄人生權利，那麼至少在好幾年裡，她也把它當作一種暫時的補償，勉強應付過去。在第五大道寬敞的蒂洛森宅邸裡，老蒂洛森夫人從二樓的窗戶俯瞰著來往的車輛，她的生活簡化成了一系列純粹的機械動作。蒂洛森家的道德氛圍如同房子本身一樣，被精心遮蔽和帷幔遮蔽：老蒂洛森夫人害怕任何想法，就像害怕後背吹風一樣。謹慎的人喜歡恆溫；做任何意料之外的事情都如同冒雨出門一樣愚蠢。富有的一大好處就是不必面對不可預見的突發事件：憑藉普通的堅定和常識，就能確保每天在同一時間做完全相同的事情。這些教條，如同他母親乳汁般伴隨而來，虔誠地灌輸給蒂洛森（他是個模範兒子，從未讓父母操心過一刻）。蒂洛森心滿意足地向妻子闡述這些教條，他對這些教條的重視體現在他潮濕天氣裡總是穿著雨靴，吃飯準時，以及他為防範盜賊和傳染病而採取的周密措施。莉迪亞來自一個小鎮，透過蒂洛森的豪宅進入紐約生活，她機械地接受了這種觀點，認為這與在教堂裡坐在前排長椅上、在歌劇院裡坐在包廂裡是密不可分的。所有來過蒂洛森家的人都抱著同樣的偏見。在這個圈子裡，女士們會在晚餐後比較各自孩子老師的高昂收費，並一致認為，即使加上對法國服裝徵收的新稅，最終還是從沃斯百貨公司購買所有東西更划算。丈夫們一邊抽著雪茄，一邊哀嘆市政腐敗，並認定只有那些沒有私利的人才能發起改革。
對莉迪亞來說，這種生活觀早已習以為常，就像她笨拙地坐在婆婆的車裡，每個星期天都聽著時髦的長老會教徒講解，彷彿這是對一周其他六天感到無聊的必然補償。在遇到加內特之前，她的生活似乎只是平淡無奇；他的到來讓她的生活如同克魯克香克那些陰鬱的版畫一般，畫中的人個個醜陋，從事著庸俗或愚蠢的工作。
蒂洛森自然成了這種觀念轉變的最大受害者。加內特的到來讓她的丈夫顯得滑稽可笑，而她自己也難逃這種嘲諷。她的寬容讓她容易被懷疑遲鈍，她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在加內特面前澄清這一點。
直到後來她才明白這一點。當時她以為自己只是忍耐到了極限。離開蒂洛森這件事本身似乎賦予了她極大的自由，離婚與否這個小問題根本無關緊要。直到她意識到自己離開丈夫只是為了和加內特在一起，她才意識到任何影響他們關係的事情都意義重大。她的丈夫拋棄她，實際上是把她扔給了加內特：世人就是這麼看的。加內特會以怎樣的熱情接納她，將會成為下午茶桌旁和俱樂部角落裡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她知道人們會怎麼說，因為她常常聽到別人這樣議論！這些回憶讓她痛苦不堪。男人大概會支持加內特「做件體面的事」；但女士們的眉毛會凸顯這種強迫忠誠的毫無價值；畢竟，她們是對的。她把自己置於一個讓加內特「欠」她什麼的境地；作為一個紳士，他有義務「承擔損失」。接受這種補償的想法從未在她腦海中出現過；在她看來，所謂「修復」這種婚姻始終是唯一真正的恥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