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做了一場講座 正宗白鳥作(隨筆)

 

我還做了一場講座。

正宗白鳥

    在江本作品續篇問世的年代，或許是因為被用作宣傳手段，作家講座曾風靡一時，但近年來卻逐漸式微。作家、報社記者以及政界和經濟評論家們習慣於公開演講，自然而然地練就了這方面的才能，但像小說家和詩人這樣的純粹作家似乎不擅長站在講台上。因此，聽眾似乎只是出於想一睹知名作家風采的目的而前往講座現場，很少會被演講本身所打動。這不就是作家講座逐漸式微的原因嗎？

    即便不擅長正式的公開演講，許多文學界人士也十分擅長餐桌上的發言。這不僅限於文學界人士的聚會，日本人也效法西方習俗，在宴會上熟練地運用餐桌發言。鑑於日本人的性格，他們更擅長在餐桌上進行簡短的發言，而不是站在講台上發表正式演講，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的。然而，餐桌發言的這種發展有時也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例如，我有時會在參加聚會時感到困擾，吃完豐盛的西餐後，緊接著就是一個接一個的五分鐘或十分鐘的發言。每個發言者都很有技巧，都想說些妙語，用幽默逗樂大家。兩三個發言還可以接受，但反覆進行就讓我感到非常厭煩了。

    順便說一句，不管好壞，我都不擅長餐桌發言和講台演講。我曾下定決心這輩子絕不做這種事。然而，只要活著，就不能公開宣稱自己「永遠」不會做某件事，所以今年，我破例連續做了兩次演講。一次是在東京帝國大學的某個會議上，另一次是在早稻田大學紀念建校五十週年的文學講座上。或許是因為二月我一直情緒低落，所以當一位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來邀請我做組織者時，我答應了，如果只是個小型非正式的討論會，我願意參加。當時我住在東京，也沒有什麼私人或公事要辦，於是就決定在約定的那天出門，時間也選得像平時散步一樣隨意。走進大門，我看到教室門口立著一塊大牌子，上面寫著我的名字和演講題目。我有點驚訝他們這麼重視這件事，但還是進去問秘書在哪裡。他們讓我往前走，我就去了，但我不知道該往哪走，只好在昏暗的樓裡漫無目的地轉悠。即使問了一個看起來像辦事員的人，他們也沒給我明確的指示。也許是因為我一直以來都這麼覺得，但我總覺得公立大學的官僚作風很重。就我這副模樣，似乎不太適合進入如此宏偉的學府，看起來就像我這個鄉巴佬在東京觀光時順便窺探了一下日本頂尖學府。這讓我想起了在瑞士日內瓦待了幾天的經歷。我住的飯店離大學很近，所以有一天，我散步時順便進了校園。我想著如果被訓斥的話可以退縮，於是就從入口穿過走廊，偷偷地往教室裡看。結果沒有人訓斥我。因此，我帶著對瑞士自由之國的堅定信念回到了家。

    回想起那所樸素的日內瓦大學，我走到花園裡，坐在長椅上，抽了根煙，環顧著帝國理工大學的建築和學生們。我回憶起年輕時當報社記者的日子，想起在山頂宮殿裡享用美食，想起拜訪一位教授的經歷。我之前被答應參加一個“大約三十人的茶會”，由於不知道組織者的下落，我曾短暫地想過以此為藉口回家，但最終還是沒能下定決心。我缺乏做任何事的勇氣。於是，我傻乎乎地再次打聽了主辦單位的下落，然後走進了一間教室。

    我立刻被領到了講台上，但教室裡已經坐滿了聽眾。我心想：「我挺受歡迎的，不是嗎？」「誰會來聽我演講呢？」我自信地張開嘴，心想自己可以講上一個小時左右，結果卻卡殼了，什麼也說不出來，或者只是反復重複同樣的話。如果是講稿的話，我可以放下筆慢慢思考，但演講時卻不行。我沒有那種逗樂聽眾的本事；那是我最不喜歡的事。然而，聽眾卻不時發出笑聲。我不明白為什麼。兩三個人打著哈欠，有些人甚至中途離場。

    儘管如此，在表達了我的想法大約三十分鐘後，我還是走下了講台。之後，按照計劃，在另一個房間裡舉行了茶會，我和幾十名學生輕鬆地聊了起來，感覺非常愉快。我已經很久沒有和年輕人交流了，聆聽他們的感想，觀察他們提問的方式，讓我覺得很有意思。

    這次講座我收到了一筆酬勞，這讓我想起了我第一次演講、第一次拿到月薪、第一次因為寫作而獲得報酬。說到靠寫稿賺錢，我已經變得有些麻木了，即使是為毫無價值的稿件獲得報酬，我也不再心存感激。但這次，當我收到講座費時，我感覺自己又像個孩子，不禁思考，為這種無關緊要的閒聊而獲得報酬，真的合適嗎？